文│刘永加（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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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成龙像

一部大剧《于成龙》，给人们全方位展示了被清康熙皇帝誉为“天下廉吏第一”的于成龙勤政为民、廉洁从政的生动画面，观后人们无不表示震撼和钦佩。其中，电视剧多次给出于成龙老家康熙亲赐的三块“卓异”牌匾的画面，无异于是对于成龙最大的褒扬。在清朝的体制下，一个汉族官员，尤其是一个不请不送不收礼的清官三次获得“卓异”，无疑是个奇迹。

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已44岁的山西永宁来堡村前朝副榜贡生于成龙，不顾亲朋的阻拦，抛妻别子，怀着“心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天理良”的抱负，接受清政府的委任，到遥远的蛮荒之地广西罗城当了县令。于成龙到罗城时，之前，两任知县一死一逃。这里遍地荒草，城内只有六户居民，茅屋数间，县衙也只是三间破茅房。他只得寄居于关帝庙中，困境中，同来的五名仆从很快扔下他或死或逃，而于成龙却以坚强的意志，扶病理事，迈开仕宦生涯的第一步。于成龙在罗成对恶匪强盗采取“治乱世，用重典”，对待百姓采取休养生息、鼓励发展生产的方法，在罗城为官仅仅三年，就使罗城摆脱混乱，得到治理，出现了百姓安居乐业的新气象。于成龙的突出治行受到两广总督使金光祖的重视，罗城被评为全省治理的模范。康熙六年(1667年)，于成龙被金光祖举荐为广西省唯一的“卓异”，并升任四川合州(今重庆合川区)知州。

于成龙的这次“卓异”是他拼死苦干出来，也是他的上级以公心评定出来的。其实，清朝在入关以前，已有3年考满，进退官员的规定。顺治元年七月，顺天巡抚宋权上疏“请行久考成之法”。不久便议准照明朝惯例，实施京察、大计之典，并确定“自顺治五年至七年，合天下之郡吏而大计之”。京察主要是考察在京官员，大计是针对地方官施行的考核。清政府规定，京察和大计，目的是“崇奖廉善，摒斥贪残”，使官员有所儆戒。考核京官和地方官的标准有四条，叫做“四格”。一是守，就是操守，分有清、有谨、有平三类；二是才，即才干，有长、有平两类；三是政，工作态度，有勤、有平两类；四是年，年龄和身体条件，有青、有壮、有健。按照上述标准，再分别考定等次，第一等叫称职，凡是守清、才长、政勤、年岁又轻或健壮者，都列入此等；第二是勤职，守谨、才长、政平，或者是政勤、才平、年轻，或健或壮的，归为此等。第三是供职，守谨、才平、政平，或是才长、政平、守平，都可划在这个等级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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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规定以寅、巳、申、亥年为大计之年。从州县官起，到府、道、两司，层层考察属员，按照规定，“凡大计之年，各省于十月内具疏到京，十一月初一日赴通政司汇奏，吏部、吏科等各于次年正月阅大计册”。大计的考定对各官要分别注明守才政年情况，对知县以上行政官，还要填写钱粮仓库无亏欠。大计的优等叫“卓异”，标准是：“无加派，无滥刑，无盗案，无钱粮拖欠，没有亏空仓库银米，境内民生得所，地方日有起色”。京察和大计的卓异都有名额比例，京官是7:1，笔帖式是8:1，道、府、厅、州、县15:1，佐杂、教职130:1。如此可以看出，还是京官占便宜，越是基层干部机会越少。显然，于成龙在机会这么少而同僚众多中脱颖而出，足见其政绩之突出，被举卓异是当之无愧的。

于成龙在合州不到二年，经过他的倾心治理，他的招民垦荒很得民心，合州人口骤增，田地开辟，政绩显著。清康熙八年（1669年），于成龙被擢升为湖广黄州府同知。由于在黄州府同知任上的突出政绩，于成龙又深为湖广巡抚张朝珍器重，康熙十二年(1673年)于成龙再次举“卓异”，被调主持武昌府政务，并擢武昌知府。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于成龙在福建按察使任上，重审“通海”案，影响巨大，第三次被举“卓异”，并升任省布政使。福建巡抚吴光祚还专疏向朝廷举荐，称于成龙为“闽省廉能第一”。于成龙更是不断得到清政府的赏识和破格招用。康熙十九年春（1680年），康熙帝“特简”于成龙为京畿直隶巡抚，在赈灾反腐上大有作为。翌年春，康熙皇帝又在紫禁城亲自召见于成龙，当面褒赞他为“天下廉吏第一”，并“制诗一章”表赐白银、御马以“嘉其廉能”，于成龙的清正廉洁得到了认可，一时名满天下。而后，于成龙很快又出任为总制两江总督，解决了火耗银的顽疾。于成龙一路走来，哪里有困难他就在那里出现，克坚攻难，屡有建树，成为历代为官者的楷模。

康熙御书“天下廉吏第一”的牌匾

可见，当时清代的京察和大计，评选还是比较认真和公平的，才评出了于成龙这样的第一廉吏。仅以康熙二十二年（1683）至六十一年（1722）的三十九年为例，全国共举行大计14次，共计举卓异官580名外，又纠参贪酷官510名，不谨官936名，罢软官421名，年老官1245名，有疾官710名，才力不及官763名，总共纠参、罢斥、降调官员5137名。另外，在康熙二十年（1861）到四十五年（1706）的20年间，除忧免、因病解任者外，朝廷还解职、降革总督、巡抚48人，其中26人与贪赃有关。这些数字表明，清政府严格执行大计的考核办法，并且依照其不同表现，区别不同等级，予以升降赏罚。清代这种考核方式，不仅是国家对官吏实施奖惩、升降、俸禄的主要依据，也是激励官吏奋发向上的有效措施，更好地起到了提高国家机关行政效率的杠杆，整顿、改善吏治，惩恶扬善的作用。

在这样的形势下，于成龙一个清官能被三次举“卓异”就不足为怪了。可见，建立一个良好的考核机制，对于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监督并促进其勤廉为民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