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梦馨

　　近来，《斯宾塞》《梅艳芳》等影片的预告和定档让围绕传记片的讨论又多了起来。传记片，是电影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类型，以表现真实人物生平经历为核心，剧情一般围绕其生平的某一个或多个片段展开叙述，在一定史料依据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的想象、润色和加工。

　　历来总有电影人对传记片青睐有加，不乏有演员将出演一部成功的传记片视为演艺生涯的目标。甚至有观点认为，传记片水平高低，可鉴电影文化的不同成色。但国产传记片却少见佳作，难出经典，这是为什么？国产传记片的空间还有多大？

　　传记片创作：一边热闹，一边萧条

　　自电影诞生以来，电影创作者就热衷于将历史名人、历史事迹搬上银幕。1941年由奥逊·威尔斯执导的《公民凯恩》，这部被认为是电影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的电影，就是早期传记电影的代表之作。《阿拉伯的劳伦斯》《甘地传》《巴顿传》《莫扎特传》《国王的演讲》等一批优秀传记电影的出现，也给电影史贡献了多部经典。

　　传记片是各大主流电影奖项的常客。回顾历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入围名单，传记片的占比高得惊人，近年尤以第91届奥斯卡为甚，只最佳影片一奖提名的8部影片中就有5部是传记题材电影，分别为《黑色党徒》《宠儿》《绿皮书》《副总统》《波西米亚狂想曲》。

　　相比之下，国产传记片创作则呈现一片萧条，票房上不够卖座，口碑上也不尽如人意，有机会进入影院的更是寥寥无几。

　　根据猫眼专业版相关数据，传记题材影片票房前十名中，海外传记片占据3席，分别是《摔跤吧！爸爸》《绿皮书》和《血战钢锯岭》，其中《摔跤吧！爸爸》以12.99亿元票房高居第二位。其余7部均是来自中国本土的传记片，《中国机长》以29.12亿元票房位居榜单首位，排在最末的《革命者》票房仅过亿元。

　　但需要区分的是，在7部国产传记片中，大部分已经超越了传统定义中传记片的范畴，如票房最高的《中国机长》严格来讲属于传记灾难片，“传记”和其他类型元素相融合，影片中的商业元素被放大，人物传记属性则被削弱。此外，很多影片在原有人物、事件和时代的基础上进行了较大尺度的改编，用二度创作来形容可能更为确切，相对而言，纯正的传记片则屈指可数。

　　文学、伦理、体制：传记片创作的先天不足

　　“文学驮着电影走”是20世纪90年代张艺谋解释中国电影如何走向世界的金句，放在理解国产传记片困境上也很合适。文学是电影的基础，这一点在传记片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不少优秀的传记片都是直接脱胎于传记文学，如《林肯》由传记《林肯与劲敌幕僚》改编而来，《史蒂夫·乔布斯》取材于乔布斯生前唯一授权的传记等。

　　但这一现象在我国却极为鲜见。传记文学的匮乏，成为传记片创作上先天不足的一个原因。胡适曾说，“两千五百年来，中国文学最缺乏、最不发达的是传记文学”，与国外迥异的文化传统与氛围，使得国人很少为自己著书立传，这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自传存在的空间，也使传记电影的取材少了一大来源。

　　而另一方面，传记片创作也频频受到“为尊者讳”的传统伦理的干扰。传主后辈在电影创作中的干预，让传记片始终摇晃在真实和粉饰之间，一着不慎还要背负后辈强加的罪名。电影《孔子》就因台词、情节处理等问题，被孔子后代质疑，甚至发出措辞严厉的书面声明，要求改动。《滚滚红尘》导演严浩也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这一问题，“我也要自我批评。我拍的传记片也不是成功的，因为那些人的后人，活着的人都出来喊话，你说我能拍好一个客观的传记片吗？”

　　有学者总结，国产传记片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受到当事人周围关系的束缚，导致总体上来讲不太容易有想象力，而且大多数传记片都很难用艺术片或者商业片来判断。

　　国产传记片有其生存的特殊土壤，与国外相比，传记片创作类型相对单一，题材重复率高，而艺术性和商业性则不足。但主旋律从来不是原罪，同样是将传记片作为意识形态的载体，很多国外电影却大获成功。问题的症结在于，在意识形态表达上，一些传记片过于表象化，生怕观众看不懂、感受不到，极尽渲染、直白袒露，却无形中拉开了观众与影片的距离。这类传记片的泛滥，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观众对于传记片的刻板印象，未看已猜到大致套路，未看已产生抵触心理，从而拖累了传记片的口碑。

　　好的传记片：塞大道理是危险的

　　纵然国产传记片有着种种妨碍发展的桎梏，但对于传记片创作来讲，最应突破的还是艺术本体层面的创作困境。传记片是人的专史，离不开人，讲什么样的人，怎样讲这个人，就成为贯穿在传记片创作始终的问题。前者涉及传主的真实性、多面性，后者则关乎叙事方式。

　　“如果当传记电影艰难地按照时间顺序，只是一个人的摇篮时期走向最终坟墓的过程，并试图塞进很多‘大道理’的时候，它们就注定走上了危险的道路。一个敢于挑战传记电影传统的导演，如果幸运的话，可以获得历史性的胜利。”奥斯卡最佳纪录片获奖者亚历克斯·吉布尼说。

　　传统传记片所遵循的完整而有条理的讲述方式，代表了传记片创作中的一种倾向，但如今，越来越多传记片已经打破线性叙事模式，探索出更具实验性的方式。美国歌手鲍勃·迪伦的传记片《我不在那儿》颇有典型性，影片用六个人来饰演鲍勃·迪伦，六个人有老人、小孩、男人甚至女人，各有自己的名字，更像是他分裂出的六个人格，影片借此尝试从多维度找寻真实的鲍勃·迪伦。也因此，这部传记电影被誉为“开辟了传记片新领域”。

　　另外，传记片中的人是真实存在于历史中的人，传记片也需要在历史性和戏剧性的坐标中寻找到一个合适的立足点。萧红传记片《黄金时代》商业上的失败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电影一反传记片的套路，直接让张秀珂、白朗等12位萧红生前亲友面对镜头叙述萧红的故事，其间穿插有关萧红经历的描述性影像。与此同时，影片的旁白也在不断地转换，有朋友的回忆，有萧红作品的自述，又有当事人回忆录中的文字。

　　“刚要投入虚构性的时候被真实性打断，刚认为真实的时候虚构性又进入一个新的轮回。我要让观众知道，我们是在扮演这段历史。”正像编剧李樯说的那样，刻意打造的间离效果事实上的确让观众游离于影片之外，这部电影几乎成了史料的影像化表达。有人乐意为这种突破叫好，但大部分人却不买账，最终该片仅收获了5151万元的票房。毕竟，不带感情地冷眼旁观，并非当前观众对于观影方式的期待，他们更希望的是走进故事，被故事打动。由此，基于历史真实且必要的戏剧化，仍是当前传记片需要努力的方向。

　　总之，国产传记片走向成熟还有一段很长的路，需基于传记片的本体特性进行多种探索，在允许的弹性空间里将外在的束缚降至最小。唯有如此，传记片才能迎来自己的春天。（李梦馨）

来源： 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