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崇祯最后选择迁都南京的话,那之后的中国历史会是怎样的发展?
在明朝历史上,相较之下,崇祯还是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但其性格又是最复杂的一位。一方面勤政、立志,另一方面驭臣既多疑又苛刻;加上重用宦官,造成朝廷内部离心离德。外部天灾携人祸,导致各地农民起义以及后金政权肆虐辽东,此起彼伏。诚如题主所言,即使是崇祯选择迁都,恐怕灭亡也只是时间问题。
童年阴影虽然哥哥朱由校是个“木匠皇帝”,不识字,但其对于弟弟还是比较上心的,安排出身进士的翰林悉心教导,使得崇祯拥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还安排李选侍抚养,这个从小失去母亲的弟弟,李选侍人品正直,非勾心斗角的歪门邪道,受其影响崇祯养成了独立奋斗的精神。但其在幼年却受到明宫三大案中“红丸案”和“移宫案”等政治阴谋中的影响,尤其是“红丸案”致使父亲泰昌帝丧命,触动了崇祯的心底,让其过早地知晓了人性中阴暗的一面,从而形成了性格中多了敏感多疑、刚愎自用、急功近利。
缺乏安全感1627年八月,朱由检继位,便是崇祯皇帝。其总体规划:
先稳住“权阉”魏忠贤,伺机除掉阉党;整饬吏治,使得朝廷各项政令重新走上正轨。;选派干练之臣收复辽东;加强地方控制,扑灭农民起义。可以说是体现了他想要有作为的一面。之后出其不意,先从剪除阉党的爪牙入手,同时对魏忠贤予以安抚,达到最终除去魏忠贤。接着便是裁撤边关镇守的宦官,将边关的主导权交由督抚,并严令宦官非奉命不得出皇城,进一步削弱宦官的影响。不曾想,大学士刘鸿训公然声称“皇帝是冲主”(稚嫩的皇帝)、群臣纷纷上疏为钱谦益辩解以及所谓的袁崇焕“叛变投敌”等事件,接二连三的发生,使得崇祯有了起用宦官的想法:
朕御极之初,撤还内镇,举天下大事悉以委大小臣工,比者多营私图,罔恤民艰,廉谨者又迂疏无通,己巳之冬,京城被攻,此士大夫负国家也。朕不得已,用成祖监理之例,分遣内臣监视。表明了崇祯心胸偏狭,容人“雅量”余额不足,不喜欢听“清流”的意见,与大臣有了间隙,加上1628年后金兵临城下的发生,已是惊弓之鸟的崇祯,将目光投向了宦官,因其听话,不逆旨意,更好把控,可以有安全感。
重用宦官1628年后金八旗南下,崇祯启用司礼监太监、内宫太监提督皇城九门以及提督京营,京营即明朝京城的主要军事力量,将京城安全交由宦官掌管,是崇祯重用宦官的信号。
两年之后,崇祯又派出王坤、吴直、张国元等太监,分赴大同、关宁、宣府等军事重镇,名义上是监视兵饷,实际上就是监军,将监控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京城之外。 可是太监监军效果如何呢?宦官不仅没有建立功勋,相反还帮倒忙。以1628年后金八旗南下这次战役为例,监军太监一再催促受命增援的满桂部出战,致使满桂部一个总兵、一个参将,因寡不敌众,都壮烈殉国。更不可思议的是,崇祯竟然把户部、工部两部堂官搁置一边,让太监张彝宪总理户部、工部两部,被时任工部右侍郎高弘图斥为“辱朝廷而衰国体”。
君臣离心想要“中兴明朝”的崇祯雷厉风行,但又缺乏安全感,做事急于求成,任用的官员往往还未能得到施展才华,便被拿下,轻则贬谪戍边,重则处以极刑,令臣下心寒,结果是适得其反。崇祯在位17年,刑部尚书更换了17位,其中9人因在审案意见不同,受到不同程度处罚。而明朝一个朝代,内阁大臣才160余人,崇祯一朝就占了50人之多,占1/3。虽说早期也有孙承宗、钱龙锡等较为有才的阁臣,但过于耿直,既受到崇祯的厌恶,也受到奸佞之人的排挤,留下了一帮平庸之辈,夹杂了《明史》奸臣传中的两位,温体仁与周延儒。
晚明学者刘宗周评价崇祯:求治之心操之过急,不免酿为功利;功利之不已,转为刑名;刑名之不已,转为猜忌。
如此,这样被杀的重臣:总督有7人、巡抚有11人。或失职,或猜忌。其中比较为人所知的是蓟辽督师袁崇焕,虽说有争议,但不可否认其在辽东建立的功绩。《明史·袁崇焕传》: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可见袁崇焕对于辽东的重要性。此外,1642年,崇祯还杀了镇压农民起义有功的总兵贺人龙,可以从其死后,农民起义军酌酒相庆:“贺疯子死,取关中如拾芥矣!”可看出贺人龙对于起义军的威胁。
煤山自缢崇祯尽干些“自毁长城”、“亲者痛仇者快”之事,加上明清小冰期带来的粮食减产,灾民增多。此消彼长之下,腹地的农民起义与关外的后金八旗,两股力量使得崇祯“顾得了头顾不了腚”,但此时崇祯的理想还是召唤着他,企图南迁,东山再起。但现实又摆了崇祯一道,他不愿意主动提出南迁,这样不体面。只不过,早已离心离德的崇祯朝廷谁还敢提呢?见多了鬼,还不见黑吗?如此,眼见“中兴”理想的逐渐远去,慢慢熄灭了那团火。可恨之人也有可怜之时,崇祯累了,留下了“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的最后体面。试问如此一个朝廷,若“一以贯之”,即使迁都南京,攻破南京城,难道不是时间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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