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d（烈士）个人资料简介

林d(1894―1933)，出生于海丰著名的工商业者家庭。在担任海丰第八小学校长期间，在军阀腐朽的统治之下，目睹了人民的生活，日益艰苦。此后，决心投身革命事业，参加彭湃同志领导的农民运动，为农会最早的领导人之一，中共东江特委政治保卫局局长。

生平

1894年6月1日(农历五月十四日)生于海丰县桥东社工商业主之家。他与彭湃为邻，两人从小一起玩耍、读书，形影相随。林d的父亲林美藩靠经营手工糕粉食品店谋生，母亲吴氏为人厚道、善理家务。他兄弟四人，林d排行最小，尤是海丰城民国时代文风甚盛，他从小接受书诗文赋的熏陶，国学基础扎实。

1916年，他就读海丰中学。在这期间，他支持林晋亭、黄杰群等进步老师践行新学，与彭湃、陈复等同学先后发起择师运动和反对地主豪绅在方饭亭为统领林干材立石像的斗争。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和青年学生一起积极参加爱国活动，成为学生组织骨干。中学毕业后，林d考入福建厦门集美水产学校。读书期间，他目睹学校压制学生运动、无理处分学生的行径，奋起团结一批进步同学罢课抗议，因而被开除学籍。不久，陈炯明领一批海丰乡贤整军饬武，援闽践行新政，十分需要人手，他与陈云山等人前往漳州谋职，林d担任了龙溪县高等小学的总务。

1920年，援闽粤军回粤，林d回到海丰教书。

1921年，出任海丰第八小学校长。不久，他辞去校长职务，参加彭湃同志领导的农民运动，为农会最早的领导人之一；彭湃留日回乡，发起组织“社会主义研究社”，林d、郑志云、陈魁亚等40多位知识分子参加了该社的活动，共同研讨及宣传社会主义。同年秋，彭湃担任海丰县教育局长，林d任第八小学校长。任上，他爱憎分明，乐善好施，深得师生爱戴。

1922年夏，“六人农会”成立，点燃农运星火。林d与李劳工、郑志云等人真诚襄助彭湃。

1923年7月，广东省农会在海丰成立，他当选省农会执行委员，担任宣传部长。8月16日，发生“七五”？农潮事件，杨其珊等25名农会骨干被捕。林d与彭湃、彭汉垣等人逃脱出来，在城东大嶂山上的道观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彭湃、林d、蓝陈润三人前往老隆寻求陈炯明支持，交涉释放农友事宜。他们步行6天，顺利到达龙川老隆。陈炯明虽较为同情农会，但鉴于海丰封建家族势力的压力，故不很决断。后来，陈炯明离开老隆，林d也赴汕头任惠潮梅农会秘书。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林d偕李劳工随同彭湃在广州工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任命为广东省农民协会秘书。此间，他经常向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汇报，深得赞许。并按彭湃安排，偕李劳工到海丰人聚居的珠江南岸或东堤找人力车工人谈心，有意识发展工人组织，成立工人俱乐部。

1924年7月，广州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办，林d替彭湃分担师生食宿等后勤工作，并兼任一些课程。第一次东征胜利后，海丰成立农民自卫军总队，但缺乏枪弹。

1925年4月20日，林d、杨其珊和郑志云前往广州参加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他们向大会提出了“拥护农民利益”、“民选县长”、“取消杂捐”、“撤销驻防军队”等多项提案。回海丰后，林d积极参与筹备海丰县农民协会代表大会。7月5日至9日，海丰县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林d当选为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李劳工调往陆丰工作后，林d接任农民自卫军大队长职务。同年6月，广州发生滇桂军阀叛乱，东征军回师讨逆，林d带领农军常备队400人留守海丰。9月中旬，陈炯明属下刘志陆部队反扑。9月22日，接省农会密令，为保全实力，林d率领农军及海丰总工会职员、新学生社学生、妇女解放协会机关及其他团体500多人离开海丰，10月3日到达广州请愿。10月上旬，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林d率领农军先遣队配合行动。他们利用熟悉地形、了解敌情的有利条件，顺利到达海丰。10月29日，中共海陆丰特支改组为海陆丰地委，彭湃任书记，林d任委员，农民自卫军大队长改由吴振民担任。东征胜利后，东江农民运动蓬勃发展。

1926年1月15日，广东省农民协会潮梅海陆丰办事处正式成立，林d到达汕头担任办事处秘书。2月6日，林d与彭湃到达普宁县洪阳塔脚村解决农民与地主持续半月的斗争，取得胜利，赢得各县农民的拥护。经过半年辛劳工作，东江地区有7个县、62个区、2782个乡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27万多户。同时，林d协助农军部主任李芳岐(后改名李运昌，黄埔军校四期)组建农军。工作过程中，林d与普宁籍农会女干部陈月容结为夫妻，生育一子。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中共东江特委成立，彭湃、郭瘦真、杨石魂、林d、李彬、张善铭、何友逖等7人为特委委员，负责指导东江的党务、政治和军事工作，组织讨蒋起义。5月1日，海陆丰第一次武装起义爆发。林d和杨石魂在普宁，同时也发动普宁武装起义。不久，惠潮梅各县农军1200余人撤往陆丰县新田区，合编为农工救党军，同时成立中共前方委员会，吴振民、余创之、杨石魂、林d、陈魁亚、李运昌、林国英等为前委委员。6月下旬，救党军经江西进入湖南，时因形势变化，他们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即与此前到达的北江农军及汝城农军汇合，暂驻汝城。不久，林d、方临川、阳兴光、杨石魂等人去武汉向中央汇报工作。7月3日，林d到达武汉。中央军委周恩来指示救党军不必来武汉，在汝城就地参加暴动。并委派陈东日、武文元等军事干部与林d返回汝城，组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和中共湘南特委，筹划更大的起义事项。当时，救党军改编为第二师第一团，吴振民任副师长兼第一团团长，李芳歧任第一团党代表。8月15日，国民党第十六军三个团及汝城土匪突袭第二师，救党军几近覆灭。不久，林d被派回普宁，准备再次领导暴动。

1928年3月，国民党攻陷海陆丰，中共东江特委被分割在潮普惠地区。驻香港的广东省委决定派张善铭和赵自选以及外调的梁秉刚、林d、欧荣、吴齐等共8位同志往海丰组织暴动。4月10日，他们在马宫埔町靠岸分开后，张善铭、欧荣、吴齐等被捕牺牲，林d、赵自选、梁秉刚等避过围捕，与海丰县委取得联系。“五三”兵暴失败后，海陆惠紫革命斗争转入山区和农村。6月，召开四县联席会议，成立海陆惠紫暴动委员会，暴委主席为杨望，林d为暴委执行委员。革命失败后，他代表县委会到五区湖田洞部署第三次反攻汕尾计划，并在山区参加策划暴动。不久，被调到大南山革命根据地工作，经常接触贫雇农，爱护贫雇农，因而被农民称为“雇农”。直至现在，尚有好多农民只知道“林雇农”，而不知道“林d”；同年秋，林d退至大南山，曾任东江特委委员兼东江党校校长。林d与彭湃汇合不久，彭湃却奉中央调令往上海。临行，林d、彭湃与七弟彭述及堂弟彭承泽等在石洞内挑灯夜别，触及少年同学、邻里旧事及家人境遇，无不噙泪，难舍难分。当时，彭湃离别海丰，领导东江大暴动已经十个月了，期间彭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裂变，凄风苦雨，噩耗不断，如今还有三个儿子飘零在外，不知下落。

1929年11月，林d与古大存、何石并肩率领红军艰苦作战，准备打通江西苏区。这时，传来彭湃在上海牺牲的噩耗，他悲痛欲绝，立誓为彭湃报仇。1930年5月14日，他在中共中央刊物《红旗》上发表了《哭彭湃同志》一文，文中说：“你虽死，你的精神永不死！失掉了一个你，还有无数万的你继续地奋斗！”他回顾：“莫可希望的已失掉了我一路来10余年共同奋斗，任何危险艰难，压迫困苦，以至死而不少挫的彭湃同志了！……你留给我们长作纪念重要的，是你创造的天才，煽动的能力，和始终拥护无产阶级坚强的意志；于工作当中拼命努力奋斗的精神！遗留下来的，也特别是中国革命开始，我们的一部农民运动血史。”

1930年，中央军委南方办事处决定组建红十一军，并指定由颜汉章、林d、古大存、林道文、陈舜仪等五人组成前敌委员会，颜汉章、古大存、林d三人为常委。此时，杨华通过地下党组织把侄子彭士禄从香港接到潮汕，辗转交绐其丈夫彭述。彭述再把士禄送到潮安一带寄养。几个月中，为逃避国民党公开的“斩草除根”，士禄不断转移地点，认了20多位“爸爸”和“妈妈”。林d与彭述计划在适当的时候把士禄送到瑞金养育。同年赴上海参加党中央召开的各省主要干部会议；

1930年11月，根据中央建立六大苏区的指示，东江苏区与闽赣苏区党组织组成闽粤赣特委。次年春，王明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操纵中共中央领导权，党内左倾教条主义抬头。东江党组织对王明“左”的一套做法持有怀疑态度，并没有认真贯彻上级决议。

1931年5月18日，两广省委派徐德到大南山，主持召开东江各县负责人会议。会议传达贯彻四中全会的决议和省委指示，着重解决政治路线和组织问题。他对东江党组织的肃反工作进行严厉批评，要求坚决贯彻“国际路线”和“反富农路线”，实现工作转变。同时，在组织上撤销闽粤赣特委，在东江苏区恢复东江特委，徐国声任书记。

这个时候，党内资格较老的林d被任命为东江特委政治保卫局局长，参与领导“肃反”工作。林d在实际工作过程中，敏感地发现了“肃反”运动完全脱离实际、夸大敌情，混淆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林d反对党内同志用家长独裁方式和恐怖政策处事，提出不能用严刑拷打代替慎重审问来搞肃反，不能错杀好人。然而，唯上的特委领导人听不进林d的正确意见，反而对他进行指责和排挤。

当林d看到对党忠心耿耿的东江特委常委兼组织部长颜汉章、红二团团长陈伯虎、两任团东江特委书记陈回与陈振生等从海丰枪林弹雨中出来的乡人都给杀了，心在滴血。他欲哭无泪，咬紧牙沉默着，一连写了几份报告要求调离东江地区。

1932年冬，经中央和省委同意，林d和另一位同志调往中央苏区。其时，彭士禄在潮安县彩塘区金沙乡中共潮澄揭边县委委员陈永俊家中隐蔽，林d通过彭述等人接上了士禄，打扮成“番客”模样，北上中央苏区。

此时，广东国民党军队为配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起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先以五个师的兵力包围东江苏区。为解决大南山被围之危，东江特委调古大存到大南山，任东江红军第一路总指挥，卢笃茂为第二路总指挥。古大存采取调虎离山的战略战术，领队到丰顺开展游击战争。因此，国民党军派大批兵力转移到丰顺一带追击，大南山之围暂解。

林d一行沿着中共中央开辟的交通线前行，绕过潮州，准备经大埔青溪到永定往江西。冬日早上，雾气未散，他们从庵坑村顾请杨姓舵公驾驶木船溯韩江水道而上，不无警惕地盯紧暗淡的河岸。当驶经丰顺县留隍渡口时，林d看见了国民党军队检查的岗哨，迅即预感不祥，蹲下身小声地再次叮嘱彭士禄：“你就按先定好的话回答，说是舵公的儿子，不认识我们。”果然，船被喝令靠岸，国民党士兵盘查后认定林d两位同志外地口音，押其上岸审查，随后逮捕，送往梅县关押。而士禄安全脱险后，被舵公送回陈永俊家。

1933年秋，和中央东江特委书记徐国声拟赴江西瑞金参加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会议时，奉命护送彭仕禄(彭湃遗孤)去瑞金，路经丰顺县留隍金沙乡渡口，在船上被敌人所捕获，于梅县壮烈牺牲，年仅39岁。时隔不久，林d的妻子陈月容在普宁县洪阳林惠山村的战斗中牺牲。新中国成立后，在古大存指示下，党组织找到林d与陈月容的儿子，送回海丰安置工作。但林d夫妻的骨骸无法找到，只好用民间招魂的方式，立位安放在海丰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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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丰红宫纪念馆更正了悬挂几十年的革命烈士林d的遗像。

纠正这一事的海丰政协委员吴福钦，他在编纂革命文史时，发现了这一重大错误。于是，他经过了一段时间调查考证后，证实了红宫纪念馆展厅内悬挂着的林d遗像，不是他本人的真像，而是将陆丰潭西镇的一位烈士林玉琴的画像，当作林d的遗像来悬挂，一挂就是几十年。

2011年底，海丰红宫纪念馆根据吴福钦的考证，向上级进行了汇报，并很快还原了革命烈士林d的真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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