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对农业的变法，首先就得谈及春秋战国时代之前，当时农业的旧状况是什么。

周人在推翻商人统治后，通过分封制，将籍田制推广到了整个天下。籍田制，大致就是后人所称的“井田制”。其模式就是将田划分成公田与私田：公田由农民共同耕种，其收获都归政府；私田则作为农民耕种公田的“报酬”，其收获都归劳动者个人。以籍田制为基础，周人进一步设计出了“乡遂制度”。

所谓“乡”，“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授；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

所谓“遂”，“遂人掌邦之野，……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

从“乡”的定义可知，在西周时期的籍田制下，邻里之间来往密切，不但互帮互助，彼此还互相担保。这种集体相处模式，就构成了最古老的“农村公社”：农忙时节时，集体“籍田”；农闲时，又集体进行“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等半军事化的狩猎活动；家中有小孩出生时，公社成员会集体前来庆贺；有人生病时，公社成员也会集体前来探望；年老体衰了，公社负责养老；老人去世，公社成员还会前来帮忙料理后事……。

这种人人平等、人人能自食其力的农村生产模式，相对于殷商时期的奴隶制，无疑具有其先进性。在周人反商的过程中，因为籍田制的巨大吸引力，商人奴隶纷纷投降周国，使得在牧野之战中周人以弱胜强，一举推翻了殷商统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周人的籍田制又是具备重大政治意义的基础经济制度。

然而，无论籍田制曾经对周人的“革命事业”作出过多么重大的贡献，也无论籍田制的政治意义多么重大，长期运行之下，籍田制的固有缺陷暴露得越来越严重。籍田制的最大弊病，就在于土地没有完全分配给农民。因此，农民在公田上耕作时，往往懒懒散散，土地之利不能充分利用：不告诉农民农时，农民就假装不知；不告诉农民怎么做，农民们干脆就不作为。长此以往，导致了公田上的庄稼萎靡不振，而私田里的庄稼则是生机勃勃。

落到这种地步，籍田制当然也就成为了鸡肋：籍田制下，缺乏竞争，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土地没有分配到个人，导致公私田产出的庄稼质量差距极大。所以，到了西周中晚期，周王室也酝酿着大的改革。

周宣王时期，就因为籍田制的弊端太大，在周王畿内彻底废除了籍田制。周宣王的改革，是将周王室的土地，全部私有化给分封地主及西周中后期逐步兴起的商人地主阶层，周王室只管征税。短期内，这种改革使得周王畿内生产效率大大提升，也促进了周王畿内经济的发展。但长远来看，由于放弃了籍田制，底层农民的生活不再像过去一样有保障，中层很多不善于经营土地的分封地主也失去了以往的优越地位，造成周王畿内各阶层人心涣散，最终导致了周宣王的中兴不兴。

因此，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对农业生产模式的变革。不过，周王室这次吃螃蟹，显然没获得成功。但是，周宣王的这次吃螃蟹之举，却为后来春秋时代各诸侯国的农业变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周王畿虽然已经对籍田制进行了变革，可是各诸侯国并没有跟随变革。但随着西周覆灭，天下大乱，诸侯国感受到越来越大的生存压力，对于籍田制进行变革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了。

进入春秋后，首先对本国农业生产模式进行变革的诸侯国是齐国。齐国宰相管仲，本身是周穆王之后，对于周王室历次变革都研究透彻。因此，对于籍田制下，“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殚，不告之以时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为”的弊端早就洞若观火。因此，管仲针对这一弊端，就提出了“相地而衰征”的改革措施：将土地全部私有化到个人，改为收税；不同肥沃程度的土地，采取不同的税率。如此改革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提高土地生产者的积极性，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但是，齐国对农业的改革，似乎很不彻底。“相地而衰征”的模式，很可能只针对“野”之人，“国”中的土地，还是沿用籍田制。齐国这种二元制的土地模式，一直保持到春秋后期。

春秋时代第二个对农业进行变革的诸侯国，是晋国。在韩原之战后，趁着晋国正笼罩在大败的阴影之下，吕诒甥推出了“作爰田”、“作州兵”改革。“作爰田”改革，是将晋国公室土地完全私有化给“国人”，改为收税。这也相当于是废除了籍田制，其目的与管仲“相地而衰征”改革是一致的。但“作爰田”改革，明显更加彻底。

春秋时期第三个对农业变革的诸侯国，是鲁国。鲁国因为长期面临齐国压力，在鲁宣公十五年进行了“初税亩”改革。所谓“初税亩”，就是在原有籍田制十分之的公田基础上，农民自家的私田再征十分之一的税收。鲁国的改革，纯粹是提高税收比例，增加了底层民众的负担。所以，在鲁成公二年齐国战败将汶阳之田还给鲁国时，汶阳人一度拒绝回归鲁国。

春秋时代第四个对农业进行变革的诸侯国，是郑国。公元前543年，子产上台执掌郑国国政，就推出了“田有封洫，庐井有伍”改革，也是将土地全部私有化后，改收赋税。改革之初，郑人都骂：“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三年后，却都称赞子产：“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足见子产改革的成功。

进入战国时代后，在前人的众多改革经验教训下，改革也越来越彻底。各国在变法时，都不可避免地牵涉到农业改革。当然最为彻底的还是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土地私有化，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商鞅变法，使得秦国实力大大增强，并最终统一了天下。从此后，籍田制就成了历史，再也没能回到中国历史中。

然而，一两百年后，土地私有化的弊病也充分暴露出来了：“秦国采用商鞅之法，废除籍田制，人民可以买卖土地，造成富者天地一望无垠，贫者无立锥之地。县邑内有尊贵如君王一样的人，乡里有富比公侯的财主，小民怎能不困乏呢？”（西汉•董仲舒）

正因为土地私有化后，土地兼并严重，往往富者可敌国，贫者无立锥之地，造成了社会贫富差距极大，阶层固化，以致社会动荡不安，所以后世很多学者都想恢复籍田制：“古代的井田制虽然难以仓促实行，但也应该稍有恢复，应该限制人民占有土地的数额，将多余的补充给不足的，堵塞兼并土地的途径。”（西汉•董仲舒）

虽然籍田制再也没能恢复，但“均田地”的思想却几乎成了中国历次改朝换代的根源！籍田制与土地私有化，到底谁的利更多、弊更大？历史似乎总是在留给人们互相矛盾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