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永个人资料简介

梁思永(1904年―1954年)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梁启超次子。原籍广东新会，1904年出生于澳门(一说出生于上海)，但其童年也是在日本度过的。

梁思永 – 简介

中国现代考古学家。梁启超次子。广东新会人。曾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考古学和人类学，获硕士学位。归国后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积极推动中国田野考古科学水平的提高。

50年代后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梁思永参加过殷墟发掘工作，主持侯家庄商王陵区的大规模发掘；又首次从地层学(见考古年代学)上判定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还发掘城子崖和两城镇遗址，对龙山文化进行综合性研究。他主持编写的《城子崖》 ，约12万字，全面报导1930～1931年两次发掘城子崖遗址的资料及研究成果，于1934年出版，是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集。所著论文，收入《梁思永考古论文集》。

梁思永 – 生平

梁思永1904年生于澳门，曾在日本念小学，回国后进入清华学校留美班，随后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及人类学。留学期间，梁思永参加了印第安人遗址的发掘。1927年初，他写信给父亲，表示想回国实习并搜集一些中国田野考古资料，作毕业论文。

1923年，梁思永自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毕业，赴美国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东亚考古，曾参加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期间，梁思永曾一度回国到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担任助教。

1930年夏天，梁思永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回国参加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同年秋季，他到黑龙江参加了昂昂溪遗址的发掘。

1931年春，他参加了河南安阳小屯和后冈的发掘。同年秋季，他又参加了山东历城(今章丘)龙山镇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他的工作提高了中国考古发掘的科学水平，使之纳入近代考古学的范畴。他还第一次从地层学证据上明确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两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先后顺序及它们与商代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国近代考古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重大发现。

1934年，他主笔的《城子崖遗址发掘报告》出版，这是我国首次出版的大型田野考古报告集。抗日战争爆发后，梁思永跟随史语所撤退到长沙，后经桂林入昆明，最后到达四川李庄。

1939年，他在“第六次太平洋学术会议”上提交的论文中，全面总结了龙山文化，该成果一直影响到目前对龙山文化类型的进一步划分。

梁思永一生致力于考古事业，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古教育开拓者之一，是我国第一个受过西洋的近代考古学正式训练的学者，有《梁思永考古论文集》传世。他当选为第一届中国科学院院士，1950年8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1954年4月2日，长期带病坚持工作的他心脏病发作在北京逝世，终年50岁。

梁思永 – 妻子

梁思永于1931年与在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工作的李福曼结婚。李是梁思永母亲李蕙仙的娘家侄女，小梁氏三岁，属于姑表亲，毕业于燕京大学教育系。

按当时的社会风俗，梁、李这对表兄妹的结合，是属于“亲上加亲”的婚姻典范，因而梁、李的结合被家人和社会视为天生的一对鸳鸯。事实上，在梁、李共同生活的十几年短暂又漫长的岁月里，二人的确是心心相印、相濡以沫，共同度过了欢乐而又苦难的时光。

梁思永 – 考古历程

1931年春，27岁的梁思永告别新婚三个月的妻子李福曼，随史语所组织的殷墟发掘团来到安阳殷墟，在一个叫后冈的地方，以“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家”的身份和名誉参加发掘。也就在这一年秋季，发现并正确划分了著名的“后冈三叠层”，揭开了中国考古史光辉的一页。正当梁思永满怀信心欲向新的高度跃进时，不幸于1932年在一次野外发掘时病倒。

1934年，梁思永再度参加安阳殷墟侯家庄南地和同乐寨的田野发掘。1935年，主持殷墟侯家庄西北冈的发掘。也就在这次发掘中，梁思永与夏鼐两位在中国考古史上影响深远的巨擘不期而遇了。

1940年冬，当梁思永携妻李福曼和女儿梁伯有，随史语所同人即将迁往四川李庄梁思永开始着手撰写抗战前殷墟西北冈发掘报告，并有“一气呵成”之志。据石璋如追述，此报告自南京撤退长沙时即开始撰写，梁思永一有机会便出示标本，加以整理。

梁思永 – 学术成就

通过后冈遗址的发掘，第一次从地层学上判定仰韶、龙山和商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在河南安阳侯家庄商王陵区，主持发掘出了10座大型陵墓和上千座“人牲”祭祀坑，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科学资料；

1930年他用英文发表的《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一文，是中国国内对仰韶文化认真进行比较研究的第一篇论著。对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以及殷商文化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主要著作有其主持编写的《城子崖遗址发掘报告》、论文汇编《梁思永考古论文集》以及由于病痛未完稿后由高去寻辑补而成的《侯家庄》。

梁思永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也为中国考古人才的培育做出重要的贡献，夏鼐、刘耀(尹达)、郭宝钧、石璋如及高去寻等人在历次殷墟发掘中都受到梁先生的熏陶与栽培，并将有关资料及研究成果，陆续公诸于世。他还对中国的田野工作和研究对像做了统筹的设想，成为后来历届长远规划的得力篮本。

梁思永 – 评价

夏鼐回忆道：我初次跟梁先生做野外工作，是1935年春在安阳侯家庄西北岗。虽是20年前的事情，但留在我脑中的印象仍很鲜明。那次也是我们初次的会面。梁先生那时刚过30岁，肋膜炎病愈后并不很久。瘦长的身材，苍白的脸色，显然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但是在工地上，他像是生龙活虎一般地工作着。他的那种忘我的工作精神使他完全忘记了身体的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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