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曾说，他一生不曾享有过儿童嬉戏的生活。

　　这与胡适的家庭环境有很大关系。他的母亲冯顺弟是父亲胡传的第三任妻子。

　　父亲比母亲大32岁，父亲去世时，胡适只有4岁，23岁的母亲便做了一众成年子女家庭的家长。母亲以“少年做后母，周旋于诸子诸妇之间”，个中艰辛，外人很难体会。

　　年轻的母亲以特有的隐忍，为母子二人在大家庭中谋得一方生存之地。

　　因为无所可依，要强的母亲便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对他管教甚严，每天天未亮，胡适就被母亲喊醒，进行晨训。不仅如此，母亲还不许他和小朋友进行嬉闹游戏，一则因为他自小身体弱，二则也为了督促他多读书。

　　胡适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三岁时就认得八百多字，又因为总是文绉绉的，五岁时就得了一个“先生”的绰号。

　　在这种近乎严苛的家庭教育下，使得胡适的童年少了些孩子气的天真烂漫，表现出超乎同龄人的早熟。

　　十几年后，这个聪慧的青年漂洋过海，成为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一名留学生时， 同样显得比同龄人要老成持重，因此，他又得了个“Doc''（即Doctor）的外号。

　　

　　图 | 青年胡适

　　1915年初，在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到美国时，中国留学生们几乎个个义愤填膺，极力主张立即对日开战。

　　24岁的胡适却表现出与其年龄不相符的冷静，他写了一封致中国留学生的公开信，直言大家是发了“爱国癫”：“在当前的条件下，对日作战，简直是发疯。我们拿什么去作战呢？”

　　胡适还言辞恳切地劝同学们：“请大家不要冲动，让我们各尽我们应有的责任，我们的责任便是读书求学。”

　　自然，他的倡议受到中国同学们的激烈批评，说他”木石心肠”。但是，胡适却并不以为然，颇有一番“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超脱。

　　胡适在自传里提到，他的反战思想源于自幼受到老子“不争”和墨子“非攻”的思想影响。及至他到了美国，又接触到了基督教的不抵抗主义。后来，他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哲学，又进一步受到老师杜威的哲学思想熏陶。

　　等到胡适27岁，学成归国时，他已是老师杜威的和平主义的忠实信徒。

　　人在青少年懵懂未开之时接触到的文化教育，极易深入思维深处，且不易改变。这从胡适后来在抗战初期的表现就可见一斑。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40岁的胡适依然延续他一贯的冷静。

　　他在9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

　　“今早知道，昨夜十点，日本军队袭攻沈阳，占领全城，中国军队不曾抵抗。

　　午刻，见《晨报·号外》证实此事。

　　此事之来，久在意中，八月初与在君（丁文江）都顾及到有此一着。中日战后（指甲午战争），快四十年了，事事落在人后，怎得不受人侵略。”

　　和那些怒发冲冠的爱国青年和学者比，胡适的反应可谓四平八稳，没有谴责，没有声讨，只有自责，四十年了，国家还是如此这般不争气！

　　

　　虽然对日本入侵，胡适好像表现得波澜不惊，但其实他从民国初年就在关注中日关系的变化，并且预言中日关系未来必是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他和丁文江、傅斯年等准备拟定一个对日妥协方案提交给政府，但最终因分歧过大，未能成功。

　　但胡适并不死心，他又以个人名义给宋子文等政府高层写了一封信，同时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阐述他的对日主张。

　　他主张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中日危机，以尽量避免爆发全面战争，理由有三点：

　　第一，中国的经济、军事力量太弱了，对日作战绝无取胜的希望，一旦开战，国家将会被毁灭；

　　第二，国内不统一，国民党政权立足未稳，难以担当这一场力量悬殊、以弱胜强的战争的主帅之职；

　　第三，日本还未同美、英、苏等大国闹僵，一旦开战，中国不易取得国际上的支持和援助。

　　和16年前一样，胡适还是坚持以他的理性来分析中日局势：“我们怎么能打？拿什么去抗日？我们陆军的训练和装备均甚窳劣；既无海军，实际也没空军；也没有足以支持战争的国防工业，我们拿什么去抗日？这是一件悲剧。”

　　

　　不得不说，胡适对抗战前途的担忧也不无道理。当时中国确实是“弱得不能再弱了”，连一个螺丝钉都要进口，没有像样的工业，却要去面对日本的飞机、坦克、重炮等先进装备，再加上国内军阀林立，常年战乱不断，国民政府无力掌控全局，还有国际上西方列强对日本的放纵，一旦爆发中日全面战争，确实前景堪忧。

　　出于以上考虑，胡适主张，对日作战时机未到，只有与日本谈判解决冲突，以便为抗战赢得时间，积蓄力量，“只有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才能解决远东问题”。

　　其实，胡适的对日妥协主张，和蒋介石政府的“姑息日本”，忍辱发展经济，争取时间打造全德式军备训练的中央军备战的政策是相同的。

　　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写下：有雪耻之志，而不能暂时容忍者，是匹夫之勇也，必不能达成雪耻之任务。

　　也许在政治激进者看来，面对强敌，振臂一呼，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才是真的爱国英雄，反之，与敌人妥协则等同于卖国。

　　当双方实力悬殊过大时，是玉石俱焚还是忍辱负重，卧薪尝胆？这从来都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

　　”九一八事变“后，大批青年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高喊口号，要求武装抗日。在这样的背景下，胡适的对日妥协主张，招致舆论的激烈批评，甚至有人说他“媚日”。

　　但胡适依旧不改初衷，他表示，以卵击石并不是真的英雄，仅凭一腔热血救不了中国，“不能昧着良心出来主张作战”。

　　1933年，国民政府被迫与日本签下《塘沽协定》时， 胡适 发表《保全华北的重要》一文，称此举是为了保卫华北，保卫国家，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

　　这次，就连胡适的忠实追随者傅斯年也出来写信炮轰胡适，还扬言要退出他们一同创立的《独立评论》社。所幸，后来两人经人调解又言归于好。

　　

　　为了达成对日妥协方案，胡适还加入了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组成的“低调俱乐部”，为“议和”四处奔走活动。

　　胡适的反战、妥协思想一直持续到1937年8月份。

　　1937年“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各界座谈会，胡适应邀出席。会上，蒋介石发表著名的庐山谈话，表示：“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无疑是在公开亮明政府的抗战立场。随着日本贪得无厌的步步紧逼，蒋介石已决心不再忍耐退让，决心发动全面抗战。

　　但是，胡适和他的“低调俱乐部”同志依旧没有放弃“议和”的幻想，还在到处联络，想方设法向蒋介石进言，大有一条道走到黑的架势。

　　如果胡适就此走下去，可能日后真会和汪精卫之流同流合污。所幸的是，胡适及时踩下了刹车。

　　8月19日，此时淞沪会战已拉开了序幕，对国家命运异常忧虑的胡适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为避免大战再做最后一次努力。

　　他和“低调俱乐部”的陶希圣一同面见蒋介石，继续游说“议和”。

　　然而，此时的蒋介石已彻底看清日本“灭亡中国“的侵略野心，自然没有接受他们的提议，他提出派胡适赴美国，为抗战做宣传。

　　胡适觉得很突然，自己只是一介书生，没有任何从政经验，恐难当大任，但禁不住蒋介石的一再督促，再加上傅斯年一番激情四射的苦劝，终于接受了这份差事。

　　彼时的国民政府，对于中美关系极为重视，希望能借助美援，赶走日本侵略者，因此有七年留美经历的胡适被视为使美的绝佳人选。

　　9月初，胡适启程赴美前，对他“低调俱乐部”的同志说：”我的态度变了。我从此走向了‘和比战难百倍’的见解”（即“议和”比“作战”更加艰难）。

　　

　　至此，胡适的和平之梦彻底醒了。那么，为什么胡适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呢？

　　究其缘由，无外乎内因和外因。

　　内因即，经过这几年的忍耐，国民政府的军事实力逐渐增强，已经持续一个月的淞沪会战，使胡适看到了中国军队和人民的抗战决心和意志，民族自信心大增，自然对抗战前途也变得乐观。

　　他在9月8日的日记中写到，他劝高宗武不要太性急、太悲观：

　　“这一个月的打仗，证明了我们当日我们未免过虑。这一月的作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肯打。这就是大收获。谋国不能不小心，但冒险也有其用处。”

　　外因是，日本近卫内阁已明确表明撤回中日战争不扩大的方针，这等于公开表示日本已启动全面侵华战争，因此再去“谈和”就是死路一条。

　　根本原因还是，骨子里胡适是位有着爱国思想的学者，他曾多次表明对日妥协是为了换得“十年喘气时间”，好为日后必然面对的中日决战做准备。

　　其实在此之前，随着日本侵略脚步的加快，胡适已对“议和”发生动摇。

　　早在1935年6月，他在给王世杰（时任教育部长）的信中说：

　　“我们如认定，无论如何屈辱，总得不到这十年的喘气时间，则必须不顾一切苦痛与毁灭，准备做三四年的乱战，从那长期苦痛里谋得一个民族翻身的机会。”

　　由此可以看出，胡适与汪精卫、周佛海之类钻营的“政客”还是有区别的，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在抗战全面爆发后，及时走到抗战的队伍中来。

　　从此之后，胡适开始了他为抗战奔走努力的国民外交之路。而他的“低调同志”如汪精卫、周佛海等则成了汉奸，陶希圣和高宗武在跟随汪精卫走了一段弯路后，又转而回头加入抗战的大军之中。

　　1937年9月初，胡适以非正式使节的身份赴美做抗战宣传，展开国民外交。

　　

　　9月26日，承载着国民政府厚望的胡适飞抵旧金山，一下飞机，他即对华侨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抗战讲演。演讲题目是——《算盘要打最不如意的算盘，努力要做最大的努力》，引起当地华侨的巨大反响。

　　虽然胡适出身文人，对外交完全是门外汉，但他还是以自己独有的方式——“诚实与公开的外交”，来为抗战争取国际同情和支持。

　　他几乎放弃了一切娱乐活动，忙碌地奔赴于一场又一场演讲中。他在写给妻子江冬秀信中说：“到纽约六个月，只看一回戏，看一会电影，连老朋友过纽约都来不及照应。”

　　1938年9月，胡适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正式开启了“书生大使”的外交生涯。

　　对于接受大使一职，胡适颇犹豫，他称自己是被“逼上梁山”。他在给妻子江冬秀的信中说：

　　“我二十一年做自由的人，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我声明做到战事完结为止，战事一了，我就仍旧教我的书去。”

　　这位被“逼上梁山”的大使，利用自己博学、口才极佳的优势，展开他的演讲外交之路。他的演讲遍布美国大中城市，还波及到加拿大，演讲对象也遍布美国各阶层，使美国各界加深了对中国抗战的了解和同情。

　　胡适还创下了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做了57次演讲的记录，为此，他一度累得病倒住院77天。

　　胡适一边在美四处活动，一边关注着国内的局势，在得知汪精卫仍和日本密切联系时，他发电给汪精卫：

　　“此时国际形势果好转，我方更宜苦撑，万不可放弃十八个月的牺牲。适六年中不主战，公所深知，今日(我）反对议和，是为国家百年设想，望公垂听。”

　　但汪精卫这时已逃亡河内并转往香港，已死心塌地做汉奸，没法挽救回来。

　　胡适在演讲中多次用“苦撑待变”来表示中国抗战的决心，他还创造性地提出“中国为世界，为民主国家作战”的宣传口号，把中国的抗战与世界命运联系在一起，从而更能引起各界人士的共鸣。

　　

　　胡适的抗战宣传在美国引起强烈反响。美国《纽约时报》曾评论胡适说：“对美国文化之熟悉犹如对其本国文化之了解，他所到之处，都能为中国赢得支持。”

　　从1937年9月23日——1942年9月18日期间，胡适在美国及欧洲的演讲有二百多件。因为胡适学识渊博，深谙西方文化，善于以深入浅出式的方法来阐述事实和讲道理，因此赢得了美国朝野上下的普遍好评。

　　胡适的学生吴健雄博士曾说，她的美国朋友告诉她，华盛顿上下都对胡适“崇敬备至”。

　　罗斯福总统曾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夸奖胡适值得信赖。

　　然而，对于这位学者大使搞得轰轰烈烈的书生式外交，国内却一直质疑不断。

　　有些人认为他是不务正业，就连为他写传记的唐德刚也认为他的“行万里路，演百余讲”是“捞鱼摸虾，耽误庄稼”。

　　宋子文说他是“空文宣传”，认为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还有些政府官员攻击胡适不懂外交，不足以胜任外交大使一职。

　　更要甚者，有人指责他好虚名，在美4年间就领得27个名誉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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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观上来看，胡适的四年大使任期，外交政绩无甚显著成果。

　　他刚到任时，和在美国的金融专家陈光甫合力促成了一笔2500万的桐油贷款，后来又促成了滇锡借款，缓解了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压力，得到了蒋介石的好评。

　　除此之外，胡适的外交政绩平平。但是之所以会如此，也不能怪胡大使不尽责。

　　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当时奉行孤立主义外交政策，不愿卷入战争，更不会为了中国而去得罪日本。

　　所以，胡适即使不去“捞鱼摸虾”，他也没有多少“庄稼”可做。一个外交官即使再才能超群，也没有那个能量去撼动另一国家的根本外交政策。

　　美国对中国抗战态度发生转机，是在1940年秋以后，因德、意、日三国结盟，美国感受到了威胁，开始对华态度逐渐变得积极。

　　但是从1940年下半年，宋子文作为蒋介石私人特使常驻美国后，胡适就逐渐被边缘化， 被排除在外交主导事务之外。所以到了抗战后期，中国与美的外交成果就好像没胡适什么事了。

　　

　　图 | 宋子文

　　宋子文到美国后不到两年时间，美国援华就超过6亿美元。这固然与宋子文高超的外交能力有关，关键原因还是美国的对华外交政策发生了根本变化。

　　从更广泛意义上来说，胡适前期积极的抗战宣传，也为宋子文后期在美外交工作顺利开展赢得了舆论基础。

　　历史学家余英时曾评价说：“他（胡适）年复一年地四处演讲，究竟发挥了多大的实际效果，这是无法精确估计的。”

　　不仅美国，即使在日本，胡适的宣传活动也引起了巨大反响。

　　日本方面是非常重视胡适在美演讲活动的，为此日本《每日评论》曾建议：日本需要派三个人一同使美，才可抵抗胡适。

　　日本报刊分析说：胡适虽然不像老狐狸顾维钧那般信口开河地胡说，但他全身散发的学者风范，使他的反日宣战显得那么可信，最近美国的对日舆论逐渐恶化，不知是否是他宣传的原因，至少是他给予了相当大的影响。

　　后来，日本也的确派了三个外交使节赴美活动，以对抗胡适的宣传影响。

　　然而，国难当头，焦头烂额的国民政府，可能更需要一员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外交猛将，而温文尔雅、书生气息浓厚的胡适显然有些令蒋介石失望了。

　　在胡适大使任期内，数次传出胡适要被免职的流言。国内的傅斯年为此忧心忡忡，还给胡适写了一封长信，逐一罗列了胡适被人非议的若干个问题， 予以提醒。

　　傅斯年在信中还特地提到了，胡适在美领得27个博士学位一事：“有人说先生好个人荣誉”。傅斯年还在信中劝告胡适说：“此自非坏事，但此等事亦可稍事精力，然后在大事上精力充足也”。

　　胡适回信表示：领博士学位，即不能挡饥，又不能挡寒，只不过为国家争得一些体面罢了。

　　他还向傅斯年诉苦说：“这八九个月的生活可说是在受罪。”

　　

　　胡适所言非虚，他在大使任期的后半年，很少待在大使馆内，因为宋子文赴美后，他逐渐无事可做，内心苦闷，只好到外面四处演讲。

　　也许，只有在那一次次声情并茂的演讲中，这位学贯中西的学者才能找到自己的那么一点价值。

　　1942年5月间，胡适在给王世杰的信中表示，自己去年就想辞职了，只是为了大局，忍耐至今。他还不无伤感地写到：“我在此毫无用处，若不走，真成‘恋栈’了。”

　　1942年8月15日，胡适收到国内发来的电报，免去他大使一职。当天，他即复电国民政府，表示感谢。

　　9月18日，卸任大使一职，无官一身轻的胡适，移居纽约，继续他的书生生涯。

　　从被寄予厚望，到被人质疑、嫌弃，胡适的这一路历程令人感慨，也许真如，唐德刚所说的，大学的讲堂和图书馆才是最适合胡适的地方。

　　文 | 南国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