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安帝个人资料简介

汉安帝，名刘祜(公元94-125年)，汉章帝孙，清河王刘庆之子。延平元年八月，汉殇帝驾崩，摄政的邓太后立刘祜为帝，是为汉安帝，时年十三。虽为一朝天子，但是朝政大权均在邓太后所掌控，刘祜不过是一个傀儡皇帝。后邓太后驾崩，刘祜才开始亲政。安帝亲政不足五年，于南下巡游途中病死，终年32岁。葬于恭陵(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南)。

汉安帝 – 人物资料

朝代：东汉

在世：94年―125年

在位：106年-125年

前任：堂弟汉殇帝刘隆

继任：堂弟北乡侯刘懿

刘祜年表

公元94年，安帝刘祜出世。
公元106年，殇帝早夭，刘祜即位。
公元121年，把持朝政的邓太后去世，安帝刘祜开始着手镇压邓氏外戚集团。
公元125年，安帝刘祜在巡游中去世。

汉安帝 – 基本简介

汉安帝刘祜(94年―125年)，东汉第六位皇帝(106年―125年在位)，在位19年。他是汉章帝的孙子、当年被废太子清河王刘庆的儿子，母左小娥。106年，他被外戚邓氏拥立为帝，改元“永初”。

汉安帝即位后，仍由邓太后执政。外戚邓氏吸取窦氏灭亡的教训，联合宦官，袒护族人。邓氏专政直到永宁二年(121年)，邓太后去世，安帝才亲政。安帝亲政后下令灭了邓氏一族，安帝虽灭邓氏，但是尚未制止妇人干政的局面。再加上安帝年年不理朝政，沉湎于酒色，导致当时汉朝朝政腐败，社会黑暗，奸佞当道，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边患也十分严重。史称安帝之世，全国多地震，水旱蝗灾频繁不断，外有羌族等少数民族入侵边境，内有杜琦等领导的长达10多年的农民起义，社会危机日益加深。东汉王朝更进一步衰落。到了延光四年(125年)，汉安帝在南巡的途中死于南阳，享年32岁，葬于恭陵。 恭陵在孟津县三十里铺。

安帝谥号孝安皇帝，庙号恭宗。

汉安帝 – 年号

永初：107年-114年
元初：114年-120年四月
永宁：120年四月-121年六月
建光：121年七月-122年三月
延光：122年三月-125年

汉安帝 – 安帝亲政

初，安帝为清河王子，汉殇帝崩，邓太后征立为嗣皇帝。帝遂即入京即位，时年十三岁。帝初立，邓太后总揽政权，至永宁二年(121)二月，邓后卒，帝始亲政，年已二十八岁已。

安帝既掌权，其乳母王圣、亲信宦官李闰，遂与邓氏争权，乃诬告邓后兄大将军邓骘、宦官蔡伦等图谋废立，安帝遂下诏查办，邓氏悉灭，蔡伦自杀。

邓氏既败，宦官李闰、江京及安帝乳母王圣等，遂即参与朝政，皇后阎氏之兄弟亦封侯拜将，参与朝政。宦官、外戚共掌朝政，自安帝始。

宦官外戚掌权

宦官、外戚掌权，而安帝则不理朝政，吃喝玩乐。宦官、外戚遂相互勾结，玩弄权柄，胡作非为，危害百姓。司徒杨震数次上书力谏，请安帝理政，安帝不为所动。

大敌当前，仍不理朝政

安帝亲政不过数年，西羌数次进攻金城、武威，鲜卑进攻居庸关，北匈奴和车师进攻河西。大敌当前，而安帝仍不理朝政，将朝中军政交于宦官樊丰。

汉安帝 – 太后秉政

刘祜即位，却没有赶上好时候。内忧外患，百事多艰。首先是河西急报，西域各国不满班超离任以后担任西域都护的任尚的苛政，纷纷叛汉。接着就是羌族起义，这场战争长达11年之久，耗费巨大，使东汉元气大伤。延光二年(123年)，西部传求消息，北匈奴和车师联兵，进攻河西四郡。大臣们都主张放弃西域，退回玉门关内。只有从边疆回京城汇报情况的敦煌太守张当力排众议，廷尉陈忠也认为西域和中原的关系已久，轻易放弃就会失去人心，不如在敦煌置校尉，增加河西四郡的兵力以抵御匈奴的侵扰。安帝采纳了张当、陈忠的意见，并派班超之子班勇为西域长史，率领500士兵出屯柳中城。班勇到西域后，依靠河西四郡和两域属国的军事支援，击退匈奴，降服车师，使中原和西域的交通再次畅通。

边疆多事的同时，国内也灾害连年，人心浮动。在安帝登基的那一年，就有18个郡国发生了地震，41个郡国发生了水灾，28个郡国受风暴和冰雹的袭击。延光三年(124年)，京城和23个郡围发生了地震，36个郡国发了大水，下了冰雹，人民困苦不堪。

此时，虽说是刘祜当皇帝，但实际政务大权仍然握在邓太后和邓骘手中。邓太后所依靠的是宦官剿乡侯郑众和尚方令蔡伦。朝臣见朝政被外戚和宦官掌握，于是密集一批对此同样不满的官僚士大夫，准备发动政变，要杀死邓骘及郑众、蔡伦，废黜太后和安帝，另立平原王刘胜为帝。消息不慎走漏，邓太后先发制人，镇压了叛乱。永宁元年(120年)，安帝已26岁，郎中杜根上奏太后，说安帝已经成年，应该独立处理政务。邓太后闻奏大怒，命令用布袋将杜根蒙头盖脸套起，用棍棒击杀，然后抛尸城外。太后的弟弟、越骑校尉邓康，也劝其退居深宫，不再干预政事。邓太后仍然固执己见。邓康见太后不纳谏，称病不朝。邓太后一怒之下，将邓康免官，并开除了邓康的族籍。

不过，在东汉几个得势的外戚集团中，邓氏的表现是比较好的。邓太后以立安帝定策之功，奖励有关官员，当然也包括邓骘，增封了三千户食邑。邓氏兄弟辞让不受，以至于使者来时都躲起来，最后只好作罢。平时，邓氏兄弟也小心谨慎，奉公守法，勤劳王事。这当然与邓太后对她的家族严格要求有关。但即使如此，也不能消除皇权和外戚势力的尖锐矛盾。

汉安帝 – 宦官当道

建光元年(121年)，邓太后去世，安帝亲政。这时，在安帝周围已形成了以乳母王圣、中黄门李闰、江京为首的宦官集团。安帝早就不满受制于邓太后的地位，太后的死对他来讲无异于一次政治上的解放。太后死后不久，有几个以前受过太后惩罚的官人诬告太后兄弟邓悝、邓弘、邓闾阴谋废安帝，另立平原王为帝。这一诬告正中安帝下怀，邓悝等被判为谋反罪处死，邓骘凶不知情，被免官归郡，受郡县官吏的逼迫而死。因邓骘无罪遇害，大臣们不服，大司农朱宠等仗义执言，为其鸣冤叫屈。为平息官员们的怨气，安帝又假惺惺地谴责州郡官员，并命令妥善安葬了邓骘。

在外戚与宦官的斗争中，宦官集团又一次得势。安帝封江京为都乡侯，封李闰为雍乡侯。安帝乳母工圣及其女儿伯荣更加受到宠爱，生活奢侈，贪污受贿，随便出入宫廷，干预政事，无恶小作。伯荣有一次到甘陵去，沿途前呼后拥，郡县官员夹道迎送。甚至有的郡守和王侯迎着伯荣的车子叩首行礼。

这时候，官僚集团与宦官的矛盾日益尖锐。以杨震为代表的朝臣多次上疏要求安帝约束、惩戒飞扬跋扈的宦官，但安帝总是置之不理。而被揭发的宦官们则乘机诬告，最终整死了正直的杨震。

就在内忧外患四起之时，皇宫中为争夺帝位继承权又开始了殊死的斗争。安帝的阎皇后多年不育，永宁元年(120年)，安帝立宫人李氏所生之子刘保为太子。李氏在此以前已被阎皇后鸩杀。阎皇后怕太子继位以后会追究杀母之仇，处心积虑地要将刘保除去。阎皇后与樊丰等宦官串通一气，先将太子乳母王男、厨监邴吉定成死罪，除去太子的羽翼，然后又向安帝进谗言，说刘保行为过恶，不宜处太子之位。安帝宠爱阎皇后，于是有了废立之心。太子的废立要经大臣们讨论，大将军耿宝秉承阎皇后意旨，力主废黜刘保。太常桓焉、廷尉张皓则反驳说：“人生年末满15，过恶尚未及身，望陛下为太子选德行高操的师傅，辅导以礼义，自然行为有方。”只是安帝并不觉悟，竟废黜了刘保，另封他为济阴王。

延光四年(125年)2月，安帝携同阎皇后和贵戚南下游玩，行抵宛城，忽然得病，时冷时热，病势沉重，只好下令立刻回京。3月，在返回途中到达叶县(今河南省叶县南)，已呈弥留状态。他想嘱咐后事，已经说不出话来，只能睁眼盯视着皇后，慢慢死于车中，终年32岁。当年，葬于恭陵，庙号“恭宗”，谥号“安帝”。

汉安帝 – 继承人

安帝之荒唐，无以复加。他曾封乳母王圣为野王君，为她修建豪宅宫殿。司徒杨震上书劝谏，希望安帝罢黜宦官，反而被安帝罢官。杨震不堪屈辱，愤然自杀。时为延光三年(公元124年)。

第二年三月，安帝与阎皇后、国舅阎显、宦官樊丰、江京等，离开洛阳，到江南巡游。安帝突发疾病于宛城，未几，崩于宛城。年三十二岁。

夺宫之变与继承人

安帝本来立后宫庶妃李氏所生子刘保为太子，而皇后阎氏未生子，阎氏惧怕李氏依仗太子夺其地位，遂将李氏毒死，后诬告太子保谋反，使安帝废黜太子保，贬为济阴王。

安帝崩，而太子被废。阎后遂立章帝之孙、北乡侯刘懿为帝，而北乡侯在位半年，卒。刘懿卒后，阎氏秘不发丧，屯兵宫中自守。而宦官孙程等，联合宫中几大掌权宦官，秘密迎立废太子济阴王保为帝，是为顺帝。而阎后则被囚禁起来，不久死去。阎显、江京等被杀。史称此事为夺宫之变。

汉顺帝刘保

汉顺帝刘保(115年―144年)，东汉第七位皇帝(126年―144年在位)。汉安帝之子。汉安帝死后，阎皇后无子，便先废了安帝的独子济阴王刘保，然后找个幼儿刘懿为皇帝，想自己垂帘听政，掌握朝政大权。刘懿做了7个月的皇帝就死了，宦官曹腾、孙程等19人便发动宫廷政变，赶走阎太后，将时年11岁的刘保拥立为帝，改元“永建”，那19位拥立刘保的宦官也全部封侯。

由于汉顺帝的皇位是靠宦官得来的，所以将大权交给宦官。顺帝本人则温和但是软弱。后来宦官又与外戚梁氏，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梁氏专权。宦官、外戚互相勾结，弄权专横，汉朝政治更加腐败，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百姓怨声载道，简直是民不聊生。建康元年，汉顺帝死，享年30岁，在位19年。

顺帝死后谥号孝顺皇帝，庙号敬宗。

汉安帝 – 人物评价

延光元年，即西元一二二年，尚书W射陈忠向安帝上疏，疏文中历数时局的艰危，将汉廷的窘迫和盘托出，实实在在是天灾人祸：一方面是淫雨漏河、海水盆溢、蝗m滋生所导致的稻收俭薄、民困肭睿灰环矫媸腔鹿俨僦ㄓ止诰鳎林髦圃谒衙狻２偈比位泼懦Ｊ蹋０樗嬖诎驳圩笥遥霉霸诘胤阶魍鞲＃诔械拇蟪伎蠢淳头峭俺Ａ恕Ｓ谑牵饩褪呛和⒅谐ぱ莸囊荒弧鹿僮ㄈā

然而，在汉廷的政治中，这是一大禁忌，它的政治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宦官，因受了阉割，所以既不能成男性，也不算是彻底的女人。然而究其根本，在古代的男子看来，宦官首先不是男人，自然也就不属于“阳”了。如此一来，宦官的干政在政治带来阴阳失调的后果，这不仅违背礼法，而且有违于天常。尚书W射陈忠就是从这一层来看待他所要弹劾的伯荣的，当然，最后还是君权：若国政一由帝命，王事每决于己，则下不得逼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比当霁止，四方众异不能为害。(《通卷五十，汉纪四十二》)

在汉人看来，修正王权必能使国家安定，似乎是不错的，但是那天灾就未必能够制服。延光二年，自然灾害如约而至，先是郡氪笏斡质蔷┦爸鼙叩厍卣穑狗⑸松奖赖囊煜瘛Ｔ倏囱庸庠辏合乃脑拢┦Α⒖胨氖挥瓯游鞅⒋笳呷缍罚涣拢牖龋磺铮咴拢锩┦翱す卣穑痪旁拢仔纾す叩卣穑皇撬辏┦翱す哂晁Ｔ偻安榭冀ü庠旯适乱嘌}如是。如此密集且范围广泛的自然灾害，即使在今天也多少有些匪夷所思，如此可以推知，它对靠农业立国的中国传统社会而言，打击是多麽的沉重了。

可是，问题还不止于此。此时的汉帝国，自燕山居庸关一线，沿太行山而下，西至甘肃，南至西南云贵，异民族高句丽、鲜卑和羌人的全面侵扰另汉廷疲于应付，不仅要动员兵役，还要支付巨额战费。国家的亏空可见一斑。《通鉴》所载这几年的故事，虽然边境战争最终以汉廷的胜利告终，代价也很大。少数民族政权似乎多有投机心理，与汉廷的交接多半是为了获取实际的经济和贸易的利益，所以一旦侵扰，大约也没有以后的入主中原想法。这种灵活进攻的局面对汉廷相对迟缓的国家动员来讲，优势一时是明显的。

这就是安帝在位时国家的处境。 通鉴评论君主的一大问题就在于贬抑时往往多有缓和，所以从对安帝的记载中，需要仔细辨别他为政的得失。当邓太后这个有些善政、却又贪恋权力的风云人物去世之后，安帝旋又着力坚强君权，而他的方法却又是依靠另外的贵戚和一群宦官，这造成了日后外戚与宦官的宫廷斗争。安帝对邓太后的逆反之心，实在是关乎帝位的保全。《通鉴》在这e的遣词很有意思：“帝少号聪明，故邓太后立之。”也就是说，是不是真的聪明呢？真实的意思其实正相反。“及长，多不德，稍不可太后意”，对于这是执掌政权的邓太后来说，难免存了废立之心。这时，又一个女人匀肓苏獬」⒌鄣秤牒蟮车恼味氛褪前驳鄣娜槟竿跏ァ

但是，如果说王圣专事于拨弄是非却是有些错误的。她的职责和作为，的确符合于中国的人际。现在看来，她挑拨安帝与邓太后的不和，是宫廷政治斗争的必然，她只是一个催化剂罢了。王圣之作为乳母，自然顾惜自己所喂养安帝，盼望着帝位的稳固所带来的好处，而对她的话，安帝也没有不信任的道理。结局很明显，当王圣将邓太后有心废掉安帝，以迎立河间王的儿子平原王刘翼时，“帝每怀忿惧(于太后)”。

只可惜，这政治终究是男人的政治，它的绪脉也需要男子来承当――建光元年，邓太后死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邓氏甫亡，帝党的政治反攻随即展开，它得到了宦官的帮助。邓氏一族的代价终于显现了出来。邓太后的兄弟邓悝、邓弘、邓阊及其儿子绍封的侯爵皆被剥夺，真是死的死，杀的杀。那个平原王刘翼被贬为乡都侯，他为了自保，谢绝宾客，闭门自守，才算躲过了这一政治动U。

天灾的肆虐、外族的畔扰、内政的困忧，这构成了安帝一朝的基本政治局面，不仅要耗费巨大的国力，也势必进一步促使权力集团的分化，形成对于君主专制权力的后患。邓太后死后，后党一脉算是根本瓦解，再无回天之力。按照中国君主社会的惯例，即使皇帝被说得再不德，再没有人君的资格，也一个个都是玩弄权术的高手。这时的安帝也难免任人唯亲，他需要扶植新的力量，这从两方面着手：

首先，安帝将自己宠幸的耿贵人和阎皇后的亲属置以高位，控制了皇宫警卫部队的军权，并且开始把持朝中重要部门的行政。对此《通》说：“于是内宠始盛。”实际上就是扶植外戚一党。其次，安帝对于身边的宦官也颇有重用。江京，曾受命迎立安帝，这对于他来h可是一件大事。他被绑在了新即位帝王的战车上，也就成了功臣，安帝封其为都乡侯，迁中常侍兼大长秋。中常侍是皇帝的侍从近臣，大长秋为皇后近侍，掌管宫中事宜，可见江京权势之重。在没有民主制度的古代，这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是足可以代替君权的。还不能忘了王圣这个女人，对于帝国的政治而言，她还将起到作用。这时她与她的女儿伯荣“煽动内外，兢为侈虐，伯荣出入宫廷，传通β浮薄

安帝亲手扶植起了外戚和宦官两党，大约意图相互牵制，分而治之，这也是帝王术的长道。对于如今的权力地图，安帝一定是十分放心的。眼下都是亲信，岂不是分外和谐？他太“高明”了，以这就是长乐未央的万全之策。这任人唯亲的一叶足可以障目，它断送的将是整个国家。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为日后惨烈的政治斗争埋下了伏笔。

自古的专制者，最核心的问题便是政权，这应当是无疑的。所以，无论是对那大多数的平庸君主，还是对寥若晨星的开明君主而言，控制住权力也便成了千古不变的主题。这一专制主义的制度滋生了残暴腐败的温床，而且生出了贻害无穷的阴险的帝王X。看看安帝的夺权史，真可谓是煞费心机，已经顾不得其它了。只可惜，他仅此而已。汉帝国便是在这样的行政中不可避免的败落了。

如此溷乱的政治形势正是应了史书中对这一时期频繁的“日食”的记载。朝中的大臣也终于坐不住了，司徒杨震的奏疏可谓是呕心沥血，他诉之于上古的先例，竭力h明女子、小人对国家的祸害(这也是发生日食的原因)。结果，安帝显然不以然，甚至将奏疏拿给伯荣看，终于堵塞了进言之路。

中国的史书记载的都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在《通》中也是这样，我们几乎看不到在此日薄西山之际老百姓的生活境遇。朝中之事且不论，但是频繁的天灾便足以令民生雪上加霜。想想即使在现代，中国的地震、洪水和乾旱也会引起巨大的损失，更何况在二千年前呢？用“民如野鹿”这样的词来描述当时的民生应当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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