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袍加身前的蹊跷事：赵匡胤等机会，结果北汉便结契丹入寇来了？

　　陈桥兵变前，忽然来报北汉联合契丹打来了，赵匡胤就黄袍加身了？

　　公元960年（后周显德七年)1 月，后周朝廷接北方镇、定二州急报：“北汉结契丹入寇。”1月21日（农历正月初一）宰相范质、王溥等遣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兵抗御，结果赵匡胤率兵至汴京城北陈桥驿时，发生了历史上若名的“陈桥兵变”。由于陈桥兵变的机缘恰好在镇、定二州所报军情之后，便有不少人将二者联系起来，以为镇、定二州所报军情是为配合赵氏兵变而“谎报”的。其实这是没有根据的。

　　查阅记载当时历史的一些主要史籍：《续资治通鉴长缟》《东都事略》《宋史》《契丹国志》《旧五代史》等均详载不疑。惟清人毕沅所撰《续资治通鉴》卷一、考异以为“《辽史》不载此事”而提出了怀疑。然实不足征。

　　《辽史》与《宋史》均为元脱脱在同一时期主编完成的，如果镇、定二州实属谎报军情，《辽史》不予记载，而《宋史》记载了，那么脱脱在主编这两部史书时，对《宋史》一开始就要涉及的大问题必定会有所讨论，这样在《宋史》中也多少会有反映，然而细读《宋史》并无可疑之处，而且在《宋史》前后记载中亦无破绽可寻。其实《辽史》不载此事，说明元代史家在编修这两部史书时，对所用材料是经过选择的。因为“北汉结契丹入寇”后周一事，对后周及其取而代之的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大事，它直接为“陈桥兵变”提供了机会，以致造成了两个封建王朝的兴亡更替，因此这在编修《宋史》时是必须要记裁的。

　　但这对《辽史》来说倒是无关紧要的一桩小事。因为辽军南下，只是与北汉相配合的军事行动，况且之后也没有发生大的冲突就退兵了，如果将这类小事也载入《辽史》的话，那么《辽史》岂不成了一部流水帐。可见《辽史》不载此事是完全应该的，不能因《辽史》不载此事而否定其他史籍，从而怀疑镇、定二州所报军情的可靠性。

　　根据当时的人事关系来看，镇、定二州也是不可能谎报军情的。应该知道，当时要使后周朝廷确信北汉、契丹“入寇”的军情，只有镇、定二州的节度使或派人来报告才行，否则朝廷是不会相信的，更不会轻易发兵。如果认为镇、定二州是配合赵氏兵变而谎报军情的话，那么镇、定二州的节度使必定是赵氏集团的人了。然事实并非如此。

　　据《宋史》本传记载，镇州节度使郭崇“宋初，加兼中书令。崇追感周空息遇，时复泣下。监军陈思诲密奏其状，因言。‘常山近边，崇有异心，宜谨备之'。太祖曰：‘我素知崇笃于思义，燕有所激发尔。遣人觇之，还言崇方对宾属坐池潭小亭饮博，城中晏然。太祖笑曰：‘果如朕言。’未几来朔。”(《宋史》卷255《郭崇传》）

　　定州节度使孙行友“宋初，加同平章事。狼山佛舍妖妄愈甚，众趋之不可禁，行友不自安，累表乞解官归山，诏不允。建隆二年，乃徒其帑廪，召集丁壮，缮治兵甲，欲还狼山以自固。兵马都监药继能密表其事，太祖遣阁门副使武怀节驰骑会镇赵之兵，称巡兵，直入其城，行友不之觉。既而出诏示之，令举族赴阏，行友苍黄听命。既至，命侍御史李维岳就笫鞠之，得实，下诏切责，削夺从前官爵，勒归私第，仍戮其部下数人。”(《宋史》卷253《孙行友传》)

　　这两段材料很好理解，不用解释，一看就知道镇州节度使郭崇，定州节度使孙行友都不是赵氏集团的人，既然他们都不是赵氏集团的人，他们怎么可能去配合赵氏兵变而谎报军情呢？而且陈桥兵变前赵匡胤虽官居殿前都点检，地位显赫，但发兵权仍掌握在宰构范质、王溥等人之手，即使镇、定二州与赵氏集团密谋而谎报军情，后周朝廷是否一定会派赵匡胤率兵出征，也是很难说的。宰相范质听到兵变的消息时，抓住王溥的手就说：“仓促遣将，吾辈之罪也”。这显然是对派赵匡胤率兵出征感到后悔莫及。如果一旦不派赵匡胤率兵出征，其阴谋立刻就会暴露，大概赵氏集团也不会采取这种低劣的计谋的。

　　另外，从后周与北汉、契丹的关系来看，当时北汉、契丹“入寇”是完全可能的。后周自世宗柴荣即位后，在整顿政治、军事的基础上，开始了统一中国的军事行动。除了大规模对南方征伐以外，对北方也不断用兵，周世宗本人就是在对契丹的战役中得了重病，以致后来病死。因此，当时在北方边境上，后周与北汉、契丹的军事磨擦不断发生，据《辽史》、《旧五代史》记载，仅958年与959年两年之中，后周与北汉、契丹的军事冲突就不下十次，而北汉与契丹也有相互连兵对付后周的情况。这样，当周世宗死后，北汉、契丹趁后周:“主少国疑”之机，连兵“入寇”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当赵匡胤率兵出征后，在一些将士之间，甚至在这次兵变中知重要作用的将领之间的对话中都肯定了这一事实。

　　如《续资治通鉴长篇》卷一记载：“是夕，次陈桥驿。将士相与聚谋曰：“主上幼弱，未能亲政。今我辈出死力，为国家破贼，谁则知之，不如先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未晚也。”当各部将领坚持要拥立赵匡胤时，赵普则对他们说：“外寇压境，将莫谁何，盍先壤却，归始旧议此。”各部将领不同意，仍说：“方今政出多门。若俟寇退师还，则事变未可知也。但当亟入京城，策立太尉，徐引而北，破贼不难。太尉苟不受策，六军决亦难使向前矣。”.可见当时北汉、契丹连兵“入寇”是确有其事的。

　　至于北汉、契丹为何很快就退兵了呢？史书记载说是北汉与契丹：“俄闻太祖(指赵匡胤）即位，警曰:“中国有英主矣，于是遁去。”此说未必可靠，但在陈桥兵变后不久，镇州节度使郭崇又来报告：“契丹与北汉军皆遁”当是事实。

　　因此，可以说陈桥兵变前镇、定二州所报军情是毋庸置疑的，虽然这在客观上为陈桥兵变提供了机练，然与赵氏兵变是两回事。至于陈桥兵变恰好发生在镇、定二州所报军情之后，应是一种偶然现象，当然在偶然中有必然，但这个必然性应从当时的社会矛盾中去寻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