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份的一天清晨，东方天边泛起了鱼肚白，屋外的光景影影绰绰，远处的山林隐约可见，此时，农民杨先富像往常一样，赶了个大早，打算去邬家坡挑水担柴，拿到集市上卖点钱，以补贴家用。

　　正当他挑着水桶，腰揣砍柴刀，走在一条小溪旁时，突然，听见不远处，传来一阵沉闷的脚步声。杨先富循声望去，只见几个国民党兵抬着一张木椅，木椅上捆绑着一个浑身是血的年轻人。杨先富一看是国民党兵，立马躲进了小溪旁边的大树后面，大气不敢出地看着国民党兵抬着那名年轻人继续往前走。

　　行至不远，在一片平坦的空地上，几个国民党兵放下了木椅，然后举起枪对着木椅上的人。只见那个木椅上的人挣扎着想站起来，但几次尝试都没法站立，在听见他高喊了几声“万岁”后，随后就听见“啪啪”几声枪响，杨先富吓得急忙抱头蹲下，等他再站起来查看情况的时候，只见椅子上的人已经中弹身亡，几个国民党兵拿着铁锹就地挖坑，将人草草埋好后就走了。

　　农民杨先富被这一幕吓坏了，待国民党兵走后，他立马飞奔着头也不回地逃回了家中，生怕被国民党兵发现。要知道，国民党反动派素来心狠手辣、杀人如麻。大革命后期，反动的蒋、汪集团不念昔日同袍之义和革命之谊，公然违背孙中山的革命遗志，悍然举起屠刀屠杀了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无数的革命先辈被他们抓起来后惨遭插竹签、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甚至凌迟处死等等系列惨无人道的酷刑。而此时天刚蒙蒙放亮，国民党兵就偷偷在僻静的地方秘密处决人犯，说明国民党军行此暗黑龌龊之事不想被人发现，一旦杨先富被国民党反动势力察觉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而杨先富居住的重庆酉阳县山高林密、地处偏僻，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交杂混居，且又是渝黔湘鄂四省市的交界地段，一旦稍有风吹草动可在极短时间内纵横他省，匿亡他州。因此，自古以来，此地便吸引了大批罪犯、土匪在此占山为王，啸聚山林。直到1950年，伴随着我军进军大西南，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湘鄂川边剿匪行动，一举歼灭土匪一万余人，至此，在此地盘踞了数千年的匪患终于得到了彻底解决。

　　然而，民国蒋介石统治时期，各地大小军阀忙于争抢地盘和人口，连年混战不断，加之百姓们流连失所，饿殍遍野，急于吞并大小军阀的蒋介石都自顾不暇，又岂会拿山中扯大旗穿虎皮的“山大王”当回事呢。因此，啸聚山林的土匪常常举着“替天行道”的大旗为祸四方、残害百姓，甚至就连盘踞在县城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也不放过。

　　这其中尤以盘踞在湘鄂渝黔边著名匪首瞿柏阶最为出名。巨匪瞿柏阶势力最为鼎盛时期，麾下共辖15个支队, 4个独立大队, 5个特务大队，人枪万余，势力活动返回遍及湘、鄂、川、黔四省边境的16个县区。这批土匪在瞿柏阶的率领下打家劫舍、拦路抢劫、派捐派款、贩卖烟土等无恶不作，甚至他自封司令，洗劫附近州县的国民党军政机构，活捉县长、捕杀警佐，攻取监狱后释放犯人，总之，在土匪们的横行肆虐之下，湘、鄂、川、黔四省边境的国民党统治根基得到了极大的动摇。

　　土匪势力的猖獗泛滥，终于促使国民党下定决心要将湘、鄂、川、黔四省的匪患连根拔起。为此，国民党政府几次调军围剿。可巨匪瞿柏阶凭借熟悉地形等有利条件，与国民党军队周旋，经常杀得国民党军队晕头转向。民国32年(1943年)，猫子垭一仗，巨匪瞿柏阶就烧死了永顺专署保安团数百人，保安副司令在此役中也被土匪活活烧死。次年，土匪们又挫败国民党万安、万全、万盛3个师的围剿，打得腐朽无能的国民党军队丢盔弃甲。连年的清剿不仅没有剿灭土匪，反而奇迹般地使得土匪的势力越做越大。无奈之下，无能的国民党当局下令，只要抓住土匪一律就地枪决，以杀一儆百，从精神上威慑土匪，因此，当时在酉阳县一带，枪毙土匪的现象很是普遍。

　　当杨先富看到几个国民党兵枪毙绑在木椅上的年轻人，想当然地就误以为国民党兵这是在枪毙“土匪”。直到1982年，重庆市酉阳县文管所的工作人员与杨先富的一次不经意谈话，才使得“土匪”的真实身份逐渐浮出水面。

　　

　　1982年4月，重庆酉阳县文管所的工作人员，开始分批走访境内农村的古建筑、古村落保护情况。在龙潭镇鹅塘村，工作组在统计完村里几户上百年的老房子后，随口问了一句跟随着看热闹的村民：“村里还有什么老的建筑或者从地下挖出来的老物件吗？”

　　老农杨先富走上前，若有所思地说：“同志，那你说死人骨头算不算老物件哦？”

　　文管所的工作人员十分警觉，马上追问道：“在哪？是什么年代的？”

　　杨先富接着说：“当然是解放前的，在邬家坡泡桐树那里。

　　在文管所工作人员的追问下，杨先富这才道出了事情的详细经过，尤其是国民党兵枪毙那个年轻人前，那人由于喊着厚重的外地口音，杨先富只依稀听懂了“万岁”两个字。老农讲述的情况，很快引起了文管所的工作人员的警觉。莫非被枪毙的难道是红军战士？于是他们便疑惑地问道：“这么多年，你为什么没有向政府报告过这件事？”

　　杨先富如实相告：“当时以为是枪毙土匪嘛。而且事情过去太多年，渐渐就遗忘了。如果不是刚才你们说起地下挖的物件，我都记不起这事了。”

　　在杨先富的带领下，文管所的工作组来到当年枪决的地方，并确定了埋葬地。在上报有关部门后，文管所几天后组织人员来此挖掘，挖了不到一米的深度后，一具尸骸赫然映入在场所有人的眼帘，让人更加震撼的是，这具遗骸的胫骨上居然还套着一幅脚镣，而且脚镣还被两根铁钉牢牢地铆在了脚踝骨里。而经过几十年腐蚀后，那副镣铐竟然还重达0.65公斤。

　　虽然已经过去48年了，但现场每个人都能想象到当年此人受刑时的惨状。

　　这具无名遗骸到底是谁？会不会真的是红军先烈？他为什么到死都要戴着镣铐？

　　带着一系列疑问，酉阳县文管所将现场的发掘情况上报至政府，政府请来研究红军历史的专家，对遗骸的真实身份进行考证。专家们在翻阅了大量民国时期酉阳县当地川军的资料后，终于找到了这具遗骸的主人。

　　原来，他不仅是红军，还是一位红军师长，他就是已经失踪了48年的黔东独立师师长王光泽。当年在王光泽在重庆秀山县失踪后，组织上曾多次派人到当地寻找他，建国后王光泽的搭档、独立师政委段苏权少将更是多次叮嘱秀山县当地政府，寻找王光泽的线索，但始终都没有收获。

　　

　　谁也不曾想到，王光泽牺牲的地点，并不在秀山县，而是在酉阳县。

　　那么，王光泽当年为何会“离奇失踪”？他又为什么会被捕？他的一生，虽然只活了31年，但却足够的波澜壮阔，令人敬佩。

　　1903年，王光泽出生在湖南衡东县鹤桥村谭家湾一个贫苦农家。王家是个贫苦的佃户，没田没土地就连栖身的住所都没有。父亲王德荣在餐馆煮茶饭，母亲皮氏在地主家给人当“奶娘”，长年由于缺吃少粮，全家只好住在家族的祠堂中，过着靠族人接济勉强维持性命的生活。

　　王家虽然很穷，但王德荣有一个聪明伶俐的儿子王光泽。为了让儿子摆脱苦海，不再像他们那样给地主当牛做马，六岁那年，王光泽被父亲王德荣送到了本族的私塾老师王世亭那里学习，由于聪慧过人，再加上勤奋用功，短短三个月，王光泽便将别人要一年半载背熟的《三字经》背得滚瓜烂熟。私塾先生对王光泽连连夸赞道：“此儿天生聪慧，将来必成大器！”

　　父母得知了王光泽学习的天赋后，非常高兴，本着宁可平时多吃点苦，也要努力供孩子读书，将来好出人头地的想法，老两口拼了命地节衣缩食，想让王光泽完成学业。可他们显然是低估了万恶的旧社会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程度，三个月后，王家就因为无米下炊，全家人的生计顿时陷入了绝境，无奈之下，王德荣只好让儿子王光泽休学回家给地主做苦力。

　　此时的王光泽年仅10岁，瘦弱的身体，加上长期以来的营养不良，让他的形体显得更是弱不禁风、羸弱不堪。王父王母看着聪明伶俐的小儿却因为无钱上学只得帮地主放牛，他们心里也只能暗暗地伤心抹眼泪。

　　可总这样也不行啊，如果任由儿子继续给地主放牛，将来没有手艺傍身，儿子王光泽依旧会步自己的老路，给地主做牛做马。想到这里，父亲王德荣便决定把他送到了攸县的舅舅皮荣丰那里学习木匠，以期将来掌握个好手艺混口饭吃。

　　

　　在攸县的8年时间里，王光泽不仅学到了木工手艺，也见识了旧社会的恶习和腐败。他看到了地主不用种地却可以有吃不完的粮食；官绅不用织布却能每天穿着绫罗绸缎的衣服；军阀头子不用从事工商却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每每看到这些社会的黑暗和不公，他的内心总会迸发出无比的愤懑，他不明白这个旧社会为什么富人永远把穷人踩在脚底，穷人为什么一辈子都得受穷。

　　直到第一次国共合作，大革命的风潮席卷全国，共产主义思潮风起云涌，从小就嫉恶如仇的王光泽，看到共产党为穷人出头，看到了穷人在当家做主，一颗革命的火种开始逐渐在他心中燃烧。在共产党的接触中，王光泽开始搞懂了共产党的革命理念，他也开始醒悟，积极参加工会组织的活动。带头将地主家的财物分给贫苦百姓。

　　1930年，王光泽通过了组织的考察，在茶陵县腰陂镇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入党后，他的革命积极性更加强，宣传发动群众，将革命推进到底，组织建立了腰陂镇苏维埃政府，王光泽被推举为工会主席，赤卫队长。在秋收起义后，王光泽带队在当地开展打土豪、清算不法资本家的斗争，将剥削人民多年，欺压百姓的恶霸打倒，获得了百姓的一片赞誉。

　　1931年，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腰陂区苏维埃政府将赤卫队扩建为警卫连，王光泽担任连长，次年调任茶陵县警卫营营长。1933年，警卫营扩充为独立团，王光泽成为团长。不久之后，独立团编入红六军团，30岁的王光泽担任红六军团十八师五十三团团长。

　　仅仅三年的时间，王光泽就连升三级，而这背后，是他浴血奋战，在战斗中不断总结经验，不畏生死与敌人斗争的结果，也是组织上对他的指挥才能及政治觉悟的肯定。

　　1934年7月，红六军团接到中央命令，从湘赣根据地开拔，挺进湘南，作为红一方面军的先遣队开始了长征之路。

　　王光泽率五十三团一路转战湖南、广西、贵州三省，突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封锁，于10月26日到达重庆酉阳南腰界，参加了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的会师。

　　红二、红六军团的胜利会师引起了敌人的极度恐慌，为此，蒋介石急忙调集重兵向川黔边境压了过来，在这种形势下，红军第二、六军团指挥部决定：军团主力迅速向湘西进军，牵制敌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留下一支队伍坚持黔东特区的斗争，并掩护军团主力进军湘西。而王光泽所在的黔东独立师由于在与敌人的战斗中伤亡较小，便担负起了留在黔东特区对敌斗争的重任。

　　

　　按照红二、红六军团指挥部的指示，王光泽与时年18岁的政委段苏权的主要任务是掩护军团主力迅速向湘西进军，蒋介石调集刘湘的川军要尾随追击红二、红六军团的主力就必须要经过黔东地区，如果没有拖住敌人，那么主力部队就会遭到国民党的前后夹击。而如果想拖住敌人，仅凭自己手下1000余人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为此王光泽和段苏权经过多次商讨，做了周密的部署，决定采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方式，不停地主动出击，扰乱敌人视听，以让敌人弄不清楚我军的虚实，从而为主力部队的挺进创造条件。

　　事实证明，王光泽的这招“疑兵之计”非常有效。多年后，幸存的段苏权回忆起与王光泽搭档的这场漂亮的掩护战，依然觉得王光泽的军事指挥才能十分突出，他说：

　　“王光泽师长提议我们不断换地方侵扰敌军，目标不在于消灭多少敌人，而在于让敌人迷惑，这样不仅能减轻军团主力的压力，也能让敌人搞不清独立师到底有多少人。但这要求我们随时运动作战，体力付出很大，那段时间每天都在山里奔波。在一处战斗完后得马上进入下一个战斗地点，从掩护大部队的角度看，我们当时很好地完成了军团交给的任务。”

　　短短半个多月的时间里，独立师打了20多次战斗，在茫茫大山中将敌军耍得团团转，敌人多次妄图围歼黔东独立师，企图将其一举歼灭之际，每次王光泽总能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下，像泥鳅一样找到缝隙顺畅地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就这样，在与蒋军的长久相持中，黔东独立师牢牢牵制住了刘湘的川军，红军主力也顺利地实现了进军湘西的既定战略目标。

　　尽管敌军被黔东独立师耍得筋疲力尽，但王光泽部也因为伤亡较大，且弹药损耗严重，此时的黔东独立师从上到下都已经到了缺药少弹的绝境了。为了及早跳出敌人的一次次包围，王光泽与段苏权等人商议后，决定移师秀山县邑梅镇休整一段时间，以补充战斗中给养和人员的损失。

　　可没想到王光泽低估了反动派的顽固性。按照以往国民党反动派与红军作战的惯例，像如此山高林密的黔东地区，蒋军在被红军一番痛打后通常都会主动撤出不再穷追猛打，蒋军素来不善山地战，对时聚时散、神出鬼没的游击战法非常不适应，在茫茫大山里，如果一味死死咬住红军，随时都会为此丢掉小命儿。可这一次的情况与以前截然不同。负责前来追击红军主力的刘湘军队，其构成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四川本地人，川蜀之地本就山高路险，林深草密，对于早已适应这种地形的四川人，他们在山地作战可谓得心应手，而黔东独立师活动的地域在刘湘的势力范围之内，加之蒋介石对围剿红军下达了死命令，刘湘部因此使出了吃奶的劲儿，死死咬住黔东独立师不放。

　　11月26日，按照议定的计划，独立师在转移到了重庆秀山县邑梅镇，可这次，敌人再次扑了过来，在激烈的战斗中，政委段苏权脚中弹受伤没法再与部队前行。王光泽最终只能将政委段苏权安排到山里一个农户家里休养，在留下几个大洋后，带着队伍与段苏权匆匆而别。

　　

　　而这也是这对搭档最后一次见面，段苏权之后被农户藏在一个山洞里，并且悉心照顾，在民团发现后帮助求情，从敌人枪口下侥幸活了下来，后来沦为乞丐一路乞讨回到老家茶陵县，四年之后来到山西太原找到老领导任弼时。

　　直到重新归队加入八路军后，段苏权才知道他的独立师已全军覆没，而老搭档王光泽也失踪了，生死不明。

　　安顿好政委段苏权的第三天后，王光泽带领的100多名战士，再次在秀山县川河盖地区被敌人包围。缺乏弹药的独立师，为了让突围方便，夜晚时分，王光泽决定将剩余战士化整为零，分开突围，并吩咐大家，突围出去的人不要回头来救战友，立即去湘西方向寻找红军主力。

　　“为了革命，我们一定要尽可能地保存力量，现在要缩小目标，分散冲出去，到湘西去找军团主力，记住不要回头！”

　　在作出沉痛的决定后，王光泽下令让战士们立即分散突围，可战士们一步一回头，不愿意离开他们敬爱的师长，“趁着夜色快走，不然就来不及了！”王光泽一声吼叫后，战士们只好咬咬牙消失在了苍茫的月色中。

　　看着战士们分散突围后，王光泽也一个人来到川湘边界，得到这里一个叫吴荣友的农民的帮助，隐蔽在他家躲了两天。两天后，吴荣友告诉了王光泽去湖南花垣的路线，并给王光泽换上了一身自己干活穿的服装，背上背篓，里边装着几斤红薯，当做是路上的食物。

　　这就是因为这身打扮，很快他就落入的敌人的虎口。原来，王光泽是外地人，操着一口厚重的湖南口音，再加上他乔装打扮穿着当地农民的服饰，不久，在过关盘查时，他的种种异常就引起了反动民团的察觉，当王光泽被民团带到走后，就有叛徒指认了王光泽是黔东独立师的师长。

　　抓住红军师长的消息立马传开了，驻守酉阳县龙潭镇的川军第二十一军第四旅旅长田冠伍喜出望外，他一边派一个连去将王光泽押到旅部，一边急电刘湘邀功。就这样，王光泽在秀山县被捕，但却被押到了酉阳县审讯。这也是后来组织上多次寻找他的线索无果的原因。

　　王光泽被捕后，先是被当做座上宾，好吃好喝地款待，特务们试图对他拉拢腐蚀，以诱使其放弃革命信念，背叛入党宣誓的初衷，从而在政治上对广大红军指战员实施瓦解。但王光泽却丝毫不为国民党方面高官厚禄、荣华富贵所打动，见王光泽不为所动，蒋军特务便开始假意夸奖：

　　“王师长你还年轻，又应英勇善战，党国正缺你这样的将才。我们刘司令可是很欣赏你啊，已经致电蒋委员长，给王师长你委以重任。你跟着赤匪能有什么好下场？听兄弟一句劝，到我们这边来，其他我不敢说，荣华富贵肯定保你一生享用不尽。”

　　“呸！”王光泽听了特务的话，愤怒地指着他们的鼻子骂道：“我们工农红军就是革你们的命的，你们总有一天会被我们消灭，我们等着瞧！”

　　

　　王光泽的这番话彻底激怒了特务，“好你个王光泽，敬酒不吃吃罚酒，我看你是活腻了。来人！把他带下去大刑伺候！”

　　说罢，将皮鞭、夹棍、烙铁、老虎凳等刑具一一摆在王光泽面前，企图用酷刑让王光泽跪地求饶。但王光泽是久经考验的优秀老党员，又岂是几幅刑具所能吓得倒的呢？气急败坏的特务见威逼利诱对王光泽无效，暴怒之下，将监狱里的各种刑具挨个在王光泽身上尝试了个遍，妄图迫使他抛弃革命的理想信念，像顾顺章那样充当起我党的可耻叛徒，甘做国民党反动派身边的一条狗。

　　可即便任凭凶残的敌人使出何种看家刑具，王光泽始终不为所动，双眼向国民党的狗特务投来了不屑一顾的鄙视。特务彻底失去了人性狂暴了起来，他们惨无人道地命人给王光泽戴上沉重的脚镣，并用两根烧红的粗铆钉穿过脚镣死死钉在了王光泽的脚踝骨上。

　　纵使国民党反动派使出了如此般的极端酷刑，也丝毫没法撬开王光泽的嘴。特务们一筹莫展，最后只得发电请示上司。1934年12月20日，刘湘收到蒋介石的电令，电令只有四个字：“就地处决！”

　　次日凌晨，天尚未放亮，特务就假意来到牢房，对着受了不少刑，已经没法站立的王光泽，撒谎道：

　　“兄弟我是真拿你没办法，撬不开你的嘴，上峰让将你押到重庆，到那边你配合点吧，可以少吃点苦。”

　　说完，几名国民党士兵上前就把王光泽抬到一个椅子上并捆绑好，脚上依然锁着那个大铁镣。然后几人用滑竿将王光泽抬到酉阳县龙潭镇四里外的邬家坡泡桐树下。

　　其实王光泽刚被抬上路的时候，他已经意识到敌人不是要送他去重庆，而是要枪毙他。因为几名国民党兵中，有人拿着铁锹。在临行前，他高喊着“共产党万岁”“工农红军万岁”的口号，在几声枪响后，年仅31岁的红军师长王光泽牺牲了。

　　敌人将他草草就地掩埋后，便回去复命了。而这一切，都被躲在不远处的杨先富看在眼里。由于当时王光泽穿的不是军装，而当时酉阳县一带国民党枪毙土匪的现象很常见，因此，杨先富以为这名被枪毙的年轻人是“土匪”，所以他也没有太把这事儿放在心上，没过几年也就渐渐淡忘了，直到四十八年后，当文管所工作人员下乡考察，经过认真调查，他才知道，原来，当年那名所谓被枪毙的“土匪”竟然是鼎鼎大名的黔东独立师的师长！

　　

　　此时，往昔的老搭档、老部下段苏权已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政委了，在历经几十年的风雨沧桑中，党和人民从未忘记过这位为了革命而不幸牺牲的伟大先烈，尤其是段苏权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对他的老领导王光泽的寻找。

　　其实，就在战事稍有缓和后，组织曾经几次派人来到秀山县，寻找王光泽的下落，但始终杳无音信。新中国成立后，当年和王光泽搭档的段苏权，被授予少将军衔。此时，他也曾多次嘱托秀山县政府，一定要寻找到王光泽的下落，当地政府也组织人手，在各乡镇寻找当年王光泽的线索。在大面积查找后，农民吴荣友向组织提供了当年有个红军曾在他家住了两天，随后换成便装往湖南花垣方向去了。当地政府顺着这条线索查下去，最终还是没有办法落实王光泽的下落。

　　谁也没有想到，段苏权这样一找就是整整48年，直到1982年，酉阳县文管所的工作人员来到鹅塘村考察，无意当中才从老农杨先富的口中寻觅到了一些蛛丝马迹，最终，烈士的遗骨终于被找到，这时离王光泽牺牲已经过去了48年。

　　随后，王光泽的遗骨，被安葬在了酉阳龙潭镇烈士陵园。当段苏权得知曾经日夜思念的老领导、老搭档王光泽的遗骸被发现，作为黔东独立师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激动之余，他终于于1983年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前往埋葬王光泽的烈士陵园，亲自在老战友的墓前种下了一棵树。

　　看着眼前早已物是人非的一切，段苏权手扶着小树眼含热泪地说：“领导啊，我来看你了，你咋不等我呢？！看看如今的这一切，我们的革命胜利啦，你要是还活着多好哇！”，此时，旁人闻言，无不为之纷纷堕泪。

　　王光泽烈士无法看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的到来，然而，当年锁在他脚下的那副0.65公斤的铁镣，被作为国家三级文物，陈列在酉阳县历史博物馆，它以无声的言辞和斑驳的铁锈，至今依然向后人无声诉说着反动派的罪行，以及一个共产党员的钢铁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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