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安臣（死前仍在为华争取权益）

鸦片战争后，中国屡遭列强欺凌，不仅丧失大片国土和难以计数的利权，甚至在内政外交方面也遭到欧美的掣肘，其代理人往往在清廷的经济、外事等部门中占据要津。在这些洋“大人”中，有一位曾被清廷任命为大使，并为维护中国的权益而积极奔走于欧美各国，最终因公殉职于沙俄。此人，便是美国第13任驻华公使蒲安臣。

蒲安臣

蒲安臣本名安森·伯林格姆，1820年出生于纽约州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家庭，1846年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在波士顿担任律师并开始投身政治。蒲安臣是个坚定的民主派和废奴主义者，1856年曾发表著名的演讲《马萨诸塞州的抗辩》，由此获得广泛的赞誉。作为共和党的创党元勋，蒲安臣从1855年开始担任国会众议员，并连选连任直到1861年。蒲安臣之所以跟中国产生联系，全是拜一场外交风波所致。

原来，蒲安臣在1861年春被林肯总统任命为美国驻奥匈帝国公使，但当他千辛万苦地抵达巴黎时，却意外地收到奥匈帝国拒绝接受其任命的消息，原因是他曾发表过同情匈牙利革命的演讲，因而被奥匈帝国视作“不受欢迎的人”。对于奥匈帝国的做法，美国政府虽然表达了抗议，但最终却只能接受既成事实，而为了安抚蒲安臣，林肯只好改派他为驻华公使。

西华德

1862年7月20日，蒲安臣到达北京，成为首批入驻北京的外国公使之一。作为国务卿西华德对华“合作政策”的积极践行者，蒲安臣在任6年间，始终秉持着友好、合作的态度跟清廷进行交往，并一再向其他列强提出倡议，呼吁在中国展开公正的外交活动，并共同维护中国的合法权益、领土完整。蒲安臣在华外交实践赢得清政府好感，成为清廷最信赖的外国公使。

任期届满后，清廷总理衙门为蒲安臣举办盛大的饯行宴会，席间觥筹交错，气氛甚是融洽、欢快。然而，正当蒲安臣收拾完行李，准备返程归国时，却意外地收到恭亲王奕䜣的一个特殊邀请，希望他能够出任中国大使，办理跟列强的交涉、签约事务。对于这个毫无先例的角色，蒲安臣期初深感为难，但出于对中国的好感，他还是愉快地接受邀请。

恭亲王奕䜣

其实，奕䜣之所以邀请洋人来担任中国大使，除了信任蒲安臣的能力和为人外，还有一个难言的苦衷。原来，《天津条约》规定的10年修约期将至，清廷担心列强会趁机“索要多端”，急需事先遣使欧美各国以了解他们的意图。然而，当时的中国缺乏精通西洋事务、熟悉外交礼节、善于谈判的外交专才，若遣使非人，恐怕会有损“天朝上国”的颜面。因此，委派洋人出任中国大使，由他跟列强进行交涉，未尝不是一个解决方案。

因此，在争得蒲安臣的同意后，奕䜣立刻上书慈安、慈禧两位太后，陈述他这样做的原因。奕䜣在奏折中对蒲安臣的能力夸赞备至，称此人：“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遇有中国为难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与此同时，奕䜣还特别指出，由于中外礼仪的不同，“用中国人为使臣，诚不免于为难，用外国人为使臣，则概不为难。”

慈禧太后

两宫太后虽然都是妇道人家，但比整天把“祖制”挂在嘴边的保守派毕竟要开明些，因此并没有考虑多久，便批准奕䜣的奏请。就这样，本打算卸任回国的美国公使蒲安臣，摇身一变而成为清朝的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肩负起代表中国出使欧美、谈判签约的事宜，堪称“破天荒”。说句题外话，在中国外交史当中，蒲安臣是唯一担任大使职务的美国人，也是唯一一位担任此职的外国人。

经过一番紧张的张罗后，蒲安臣使团不久便组建成功，成员共有30人，由英国使馆翻译柏卓安、海关税务司法籍职员德善分任左右协理。为维护“天朝上国”的体面，清廷又任命海关道志刚、礼部郎中孙家谷同任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使二人在名位上蒲安臣相同。然而，无论是志刚还是孙家谷，都是粗通洋务而已，其重要性远不及蒲安臣。

三角黄龙旗

为了应对出访的礼节之需，清廷还委派蒲安臣帮助中国设计国旗，而后者在综合各方意见、充分考虑中国的特殊文化后，最终设计出一款三角黄龙旗，其样式为黄底蓝镶边，中绘一龙，长三尺、宽两尺。这款三角黄龙旗，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面正式的国旗，前后使用20年，直到1888年才被四角龙旗取代。

1868年2月25日，蒲安臣使团正式出访欧美各国，而其受访目标，正是蒲安臣的祖国-美国。蒲安臣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刚刚抵达美国，便以中国利益代言人的身份频频发表演讲，呼吁美国能够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并一再重申中国欢迎欧美各国的商人和传教士。对此，约翰逊政府并没有指责蒲安臣“吃吃里扒外”，反而认可他的表现，而美国各界对蒲安臣同样充满赞扬。

蒲安臣使团

借助这种友好的氛围，1868年7月28日，蒲安臣代表清廷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签署《中美续增条约》（又称《蒲安臣条约》）。条约规定：两国人民可随时自由往来、游历、贸易或久居；两国不仅可在对方设立学堂，而且两国人民均可入对方官学，并受优惠待遇；两国侨民不得因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受到歧视。翌年11月23日，经双方在北京交换条约批准书后，该条约正式生效，这也是中国跟列强间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

离开美国后，蒲安臣使团接着出访英、法、普、俄，除在英、普两国得到积极的成果外，在法、俄两国则遭受挫折。据志刚在日记中披露，蒲安臣在俄期间竭力维护中国的权益，希望能妥善解决中俄之间的领土纠纷，但对方的强硬、不合作态度，却让他屡屡碰壁。由于压力过大、心情苦闷，外加舟车劳顿、不胜风寒，蒲安臣不幸罹患肺炎，并在1870年2月23日猝逝于圣彼得堡，终年50岁。

清政府给蒲安臣的任命谕旨

蒲安臣去世的消息传到中国后，清廷不胜悲哀，两宫太后特意颁发懿旨，追赠蒲安臣为一品官衔，并发放抚恤金1万两白银。对于蒲安臣的表现，中美各界均赞誉有加，其中梁启超便称赞《蒲安臣条约》为“最自由最平等之条约也”，而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则称：“他对各国人民的无私帮助和仁慈胸怀，已经越过国界，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世界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