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四杰是指的是中国唐代初年，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简称为“王杨卢骆”。

四杰齐名，原并非指其诗文，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后遂主要用以评其诗。杜甫《戏为六绝句》有“王杨卢骆当时体”句，一般即认为指他们的诗歌而言；但也有认为指文，如清代宗廷辅《古今论诗绝句》谓“此首论四六”；或认为兼指诗文，如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论此首时，举赋、檄、诗等为例。
初唐四杰是哪四位之首

四杰名次，亦记载不一。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说，唐开国后“复有王杨卢骆”，并以此次序论列诸人，为现所知最早的材料。张说《赠太尉裴公神道碑》称：“在选曹，见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则以骆为首。杜甫诗句“王杨卢骆当时体”，一本作“杨王卢骆”；《旧唐书·裴行俭传》亦以杨王卢骆为序。

四杰的诗文虽未脱齐梁以来绮丽余习，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王勃明确反对当时“上官体”，“思革其弊”，得到卢照邻等人的支持(杨炯《王勃集序》)。他们的诗歌扭转了唐朝以前萎靡浮华的宫廷诗歌风气,使诗歌题材从亭台楼阁、风花雪月的狭小领域扩展到江河山川、边塞江漠的辽阔空间，赋予诗以新的生命力。卢、骆的七言歌行趋向辞赋化，气势稍壮；王、杨的五言律绝开始规范化，音调铿锵。骈文也在词采赡富中寓有灵活生动之气。陆时雍《诗镜总论》说“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子安其最杰乎？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四杰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杰出人物。

王勃

王勃（649或650～676或675年），唐代诗人。汉族，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王勃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齐名，世称“初唐四杰”，其中王勃是“初唐四杰”之首。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八月，自交趾探望父亲返回时，不幸渡海溺水，惊悸而死。王勃在诗歌体裁上擅长五律和五绝，代表作品有《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等；主要文学成就是骈文，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堪称一时之最，代表作品有《滕王阁序》等。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王勃幼年时就非常聪慧，六岁时便能作诗，且诗文构思巧妙，词情英迈，被父亲的好友杜易简称赞为“王氏三株树”之一，表明了王勃早年就显示出杰出的文学才能。九岁时，王勃读颜师古注的《汉书》后，撰写了《指瑕》十卷，指出颜师古的著作错误之处，表现了王勃早年就博学多才。十岁时，王勃便饱览六经。十二岁至十四岁时，王勃跟随曹元在长安学医，先后学习了《周易》、《黄帝内经》、《难经》等，对“三才六甲之事，明堂玉匮之数”有所知晓。

未冠而仕

龙朔三年（663年） 王勃回到家乡，写《上绛州上官司马书》等文章，寻找机会，积极入仕。麟德元年秋（664年）， 王勃上书刘祥道，直陈政见，并表明自己积极用世的决心，深得刘祥道赞赏“此神童也！”麟德二年，王勃通过皇甫常伯向唐高宗献《乾元殿颂》，借献“颂”以图仕进之意甚明。乾封元年（666年），王勃通过李常伯上《宸游东岳颂》一篇，接着应幽素科试及第，授朝散郎，成为朝廷最年少的命官。之后，才思泉涌，笔端生花，撰《乾元殿颂》，文章绮丽，惊动圣听。唐高宗见此颂词，歌功颂德，词美义壮，乃是未及弱冠的神童所为，惊叹不已：“奇才，奇才，我大唐奇才！”王勃的文名也为之大振，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合称“初唐四杰”，并推为首位。

祸起《斗鸡赋》

王勃当上朝散郎后，经主考官的介绍，担任沛王府修撰，并赢得了沛王李贤的欢心。一次，沛王李贤与英王李哲斗鸡，王勃写了一篇《檄英王鸡文》，讨伐英王的斗鸡，以此为沛王助兴。不料此文传到唐高宗手中，圣颜不悦，读毕则怒而叹道：“歪才，歪才！二王斗鸡，王勃身为博士，不进行劝诫，反倒作檄文（古代用于征召，晓谕的政府公告或声讨、揭发罪行等的文书，现在也指战斗性强的批判，声讨文章。），有意虚构，夸大事态，此人应立即逐出王府。”唐高宗认为此篇意在挑拨离间，钦命将他逐出长安。于是，王勃被逐。他凭着自己的才情和苦心经营刚刚打通的仕途，就这样毁于一旦。

二次被贬

王勃所遇到的第二次打击，是在虢州参军任上杀死自己所匿藏的官奴而犯罪。咸亨二年（671年）秋冬，王勃从蜀地返回长安参加科选。他的朋友凌季友当时为虢州司法，说虢州药物丰富，而他知医识药草，便为他在虢州谋得一个参军之职。就在他任虢州参军期间，有个叫曹达的官奴犯罪，他将罪犯藏匿起来，后来又怕走漏风声，便杀死曹达以了其事，结果因此而犯了死罪。幸亏遇大赦，没有被处死。此事甚为蹊跷，王勃为什么要保护罪犯曹达，既藏匿保护又怎能将其杀死。据新旧《唐书》所载，王勃此次被祸，是因情才傲物，为同僚所嫉。官奴曹达事，有人怀疑为同僚设计构陷王勃，或者纯属诬陷，不无道理。这次被祸，虽遇赦未丢掉性命，但宣告了他仕途的终结。

魂归南海

王勃因杀死官奴曹达，连累了他的父亲王福畴，王福畴从雍州司功参军被贬为交趾县令，远谪到南荒之外。这件事对王勃的打击，远远超过对自己的惩罚。王勃为人虽有放浪不羁的一面，但他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却以儒家的礼法为标尺。王勃在《上百里昌言疏》中表达了对父亲的内疚心情：“如勃尚何言哉！辱亲可谓深矣。诚宜灰身粉骨，以谢君父……今大人上延国谴，远宰边邑。出三江而浮五湖，越东瓯而渡南海。嗟乎！此勃之罪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矣。”从中可体会到身为孝子的王勃内心强烈的羞愧和自责。王勃出狱后在家里停留了一年多，这时朝廷宣布恢复他的旧职，他已视宦海为畏途，没有接受。他在上元二年（675年）的秋天从洛阳出发沿运河南下，于八月中旬到达淮阴，又从淮阴到楚州，离开楚州，继续沿运河南下，入长江后折向西行，到了江宁。大约在上元三年（676年）春夏，王勃已至交趾王福畴处，见到了他生活窘困的父亲。不久后，王勃便踏上归途。当时正值夏季，南海风急浪高，王勃不幸溺水，惊悸而死。

个人成就

思想方面

王勃的思想人格交融儒、释、道多种文化因子。他直接继承了祖父王通的儒家思想，主张仁政，渴望功名，希望济世，虽然在宦海中几沉几浮，但最终难以割舍的依然还是何时济世和如何济世。从人格精神来看，王勃首先是儒家之狂者，他志向高远，勇于进取；才华横溢，文采斐然；但同时也处事疏阔，缺少谋略。其次他还是傲者，身秉傲骨，且鄙世傲物，蔑视尘俗。王勃崇信佛教，认为佛教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在社会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诗歌方面

王勃的诗歌直接继承了贞观时期崇儒重儒的精神风尚，又注入新的时代气息，既壮阔明朗又不失慷慨激越。具体来讲，送别诗或气势磅礴、雄浑壮阔，如《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写离别之情，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相慰勉，意境开阔，一扫惜别伤离的低沉气息；或优美静谧、隐约迷蒙，如《江亭夜月送别》其二“乱烟笼碧砌，飞月向南端。寂寂离亭掩，江山此夜寒”，描绘的是一幅美丽的江边月夜图，画面优美迷蒙，让人心醉；或重在抒发自我身世的悲切之感，如《别薛华》，整首诗并不着意抒写惜别之情，而是时时处处抒发对自己身世的悲切之感，哀伤之痛。“烟雾”意象在王勃送别诗中出现频率极高，是王勃对前途命运迷惘和困惑的外在表现，如《秋日别王长史》中“野色笼寒雾，山光敛暮烟”，田野笼罩在浓浓的秋雾中，凄寒而朦胧，远处的山峰在沉沉暮霭中聚敛而凝重，山光野色在寒雾暮烟中显得隐约迷蒙，似梦似幻。相思诗则抒发了千里之外羁客的情感：思念家乡，怀念亲友，伤春感怀，如《羁春》，则通过写景抒发深沉的思乡之情。园林山水诗既写景生动、锤炼精工，又诗境美好，充满生机，如《郊兴》。同时，在描写手法、诗境开拓等方面，又进行了新的尝试，并取得显著的艺术效果。远游山水诗不仅充分展现了奇险壮丽的入蜀途中风光，而且因倾注了郁积之气而尤显深沉悲凉，底蕴深厚。

辞赋方面

王勃赋是初唐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初唐赋体的繁荣。王勃的骈文继承了徐陵、庾信的骈文艺术风格（对仗精工、自然而妥帖；音韵谐美，无论押韵还是句内宫商均有意追求合律；用事贴切，做到典事内容与表达内容的谐调；熟用隔对，把四六句型作为主要句型运用，并巧用长短句的交错变化，同时注以散行之气，使文章于凝炼中见流畅），但又注以清新之风、振以疏荡之气，于是使骈文变繁缛为清丽，变滞涩为流畅，创造出气象高华、神韵灵动的时代风格，使骈文跃上了一个新台阶。与初唐同时代的其他文人相比，王勃极善于在赋中抒发情感，表白心志，表现人品。具体表现为：他在赋中表露出急于人世的心理。当理想受挫、仕途失意时，他则在赋中表现了自己崇高的品质、美好的人格，抒发了心中的忧郁愤懑、磊落不平之气。尽管如此，但他从未放弃对功名的渴望、对未来的憧憬，如《春思赋》和《采莲赋》。王勃赋可认为是其心理路程的真实反映，是对理想和功业执著追求的见证。王勃的游宴序寓性情于游宴、具有绘画美、充满豪放壮大气势，如《游山庙序》；赠序则视野开阔、谚足高远、情景交融，文中充满真情实感，如《秋日饯别序》。王勃在辞赋文章写作手法上很少使用比喻手法，但他善于议论，哲理深刻，如《滕王阁序》中“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善于抒情，气盛情深，如《夏日诸公见寻访诗序》中“天地不仁，造化无力。授仆以幽忧孤愤之性，禀仆以耿介不平之气。”善于描写，形象逼真，如《感兴奉送王少府序》中“仆一代丈夫，四海男子，衫襟缓带，拟贮鸣琴，衣袖阀裁，用安书卷。”善于运用递进和逆接句式，如《越州永兴李明府宅送萧三还齐州序》中“况乎泣穷途于白首¨引，白首非临别之秋；嗟歧路于他乡，他乡岂送归之地！”

文学主张

王勃的文学主张表现为“立言见志”的创作思想、 “文章经国之大业”的教化功能，但王勃的作品则呈现出“高情壮思”与“雄笔奇才”相结合的雄壮美、“气凌云汉，字挟风霜”的风格取向及其“感序缘情，登离寄赏”的表现方式。造成这种冲突的原因是王勃的文学思想虽然直接继承其祖父王通的观点，但他的文学创作则遵循了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

杨炯

杨炯（650年－692年），汉族，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人，排行第七；唐朝诗人，初唐四杰之一。显庆六年（公元661年），年仅11岁的杨炯被举为神童，上元三年（676年）应制举及第，授校书郎。后又任崇文馆学士，迁詹事、司直。垂拱元年（685年），降官为梓州司法参军。天授元年（690年），任教于洛阳宫中习艺馆。如意元年（692年）秋后改任盈川县令，吏治以严酷著称，卒于任所。因此后人称他为“杨盈川”。

人物生平

幼举神童

杨炯幼年时就非常聪明博学，文采出众，唐显庆四年（659年），应弟子举及弟，被举神童，唐显庆五年（660年），杨炯时年十一，待制弘文馆，待制十六年。刚进弘文馆的时候，杨炯因为年轻，对出仕与否还不太经意。有了“予出身”的待遇，能在弘文馆“待制”，心里已经感到满足。但随着年岁的增长，阅历和学识的加深，“学而优则仕”的信念强烈地萌动起来，期间杨炯创作了《青苔赋》和《幽兰赋》表达自己渴望仕途，却怀才不遇的情志。

秘府校书

在弘文馆待制十六年后，杨炯于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在京应制举，补秘书省校书郎。据《新唐书·百官志》二载：秘书省有“校书郎十人，正九品上，正字四人，正九品下，掌雠校典籍，刊正文章。”心怀经国理想的杨炯，年近三十，才获得一个“雠校典籍”的九品小官，对自己仕途上的这种蹇滞不畅，杨炯心里很郁勃不平，期间创作了《浑天赋》，以示自己的情志。唐仪凤年间（676-679）。太常博士苏知己上表朝廷，建议公卿以下冕服制度重新议定。皇帝下令有司审议。杨炯写了《公卿以下冕服议》，回顾了古代典制，指出苏知己的建议为不经之论，使其建议未能得到皇帝的采纳。

仕职东宫

唐永隆二年（681年），经中书侍郎薛元超推荐杨炯为崇文馆学士，永淳元年（682年），杨炯被擢为太子（李显）詹事司直，充弘文馆学士，掌太子东宫庶务。杨炯从秘书省里过了六七年郁沉岁月后，终于从九品末僚一跃而成为太子詹事司直，而且还充任声望甚隆的崇文馆学士，开始了仕途上的一大腾跃，据《新唐书·百官志》载：东宫詹事府有“司直二人，正七品上，掌纠劾官僚及率府之兵。”詹事司直是太子的贴心官员，掌管东宫内务，职务颇为重要。面对这样一次仕途飞跃，杨炯的内心是兴奋的。期间创作了《庭菊赋》等文以表达自己喜悦的心情。

贬谪梓州

唐永淳三年（684年）九月，杨炯伯父杨德干的儿子杨神让，跟随徐敬业在扬州起兵讨伐武则天。事件平息之后，杨德干父子被杀，杨炯受到株连，于垂拱二年（686年），杨炯被贬到四川梓州（今四川三台县）担任了司法参军，结束了他在长安长达二十六年的安定生活。

宫中教习

唐天授元年（690年），杨炯秩满回到洛阳，武则天诏杨炯与宋之问分直习艺馆，掌管教习官人书算之类的工作。他虽因官职不高，心中抑郁，但却对武则天仍尽情颂扬。如意元年（692年）7月15日，宫中出盂兰盆，设斋分送各佛寺，武则天在洛南城门楼上与群臣观看。杨炯献上《盂兰盆赋》，称颂武则天“周命惟新”，并希望武则天作为“神圣皇帝”能够“任贤相，悖风俗、远佞人，措刑狱，省游宴……捐珠玑，宝菽粟，罢官之无事，恤人之不足”，成为帝王的楷模。

终迹盈川

唐如意元年（692年）冬，杨炯出任盈川（今浙江衢州）县令。约如意二年（693年），杨炯卒于任上。杨炯赴盈川令时，张说赠有《赠别杨盈川箴》，因历代史学家对《赠别杨盈川箴》的理解不同，造成杨炯任盈川令后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杨炯为政残酷，据《旧唐书》载：“炯至官，为政残酷，人吏动不如意，辄榜挞之。又所居府舍，多进士亭台，皆书榜额，为之美名，大为远近所笑。”另一种说法是杨炯亲政爱民，浙江省衢州市盈川村（原盈川故址），村边建有杨公祠一座，内有杨炯塑像，杨公祠内旧有对联：“当年遗手泽，盈川城外五棵青松；世代感贤令，泼水江旁千秋俎豆。”说明当地百姓，千百年来都是把杨炯当作“贤令”来奉祠的。如杨炯为政残酷，卒后不会有此贤名。

文学成就

诗歌方面

初唐上官体所代表的宫廷诗风在唐高宗显庆年间（656-661）、龙朔年间（661-663）达到鼎盛。上官体之风气过分关注声律对偶，讲所谓“六对”、“八对”，忽视了诗歌本质。杨炯虽出身寒门，但才华横溢，性气豪纵，怀才不遇而轻视权贵。因此，他与上官仪为首的宫体诗派有着分明的界线，歌咏的是自我遭际与心声，抒发的是自己真情的自我流露，与之歌咏大唐气象大异其趣，形成鲜明对照，他冲破了上官体流风，开拓了新的诗风。杨炯在内的初唐四杰，他们以革除诗坛浮靡之习为己任，以对上官体批判的姿态，从狭窄的宫廷天地引到广大的市井，从狭小的台阁到山川边塞，开拓了诗歌的内容，赋予了新的生命，提高了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清新刚健的诗风。如《送梓州周司功》呈现出作者在送别友人后夜望西南，担心蜀路艰险，何时才能再相见的场景，感情真挚；如在渴慕功业的心态下写的《从军行》可谓杨炯诗作中的上乘佳作，此诗笔力雄劲，感情豪放率直；杨炯还有一组三峡诗，状景抒情也较真实自然，且托物明怀，借史抒志，含意比较深刻，亦是挣脱宫体诗束缚的佳作。杨炯的送别诗中，没有雍容华贵、闲适自足的情趣宫体式，而是总是渗杂着自己郁郁孤寂的身影及奋发向上的激情，大多写得质朴真切，颇有真情实感，如《夜送赵纵》，全诗语言洗炼、质朴，用典贴切。杨炯是四杰中以五律见长的诗人，他的《从军行》，无论从平仄声律、文字对偶以及起结作法等方而来说，都是成热的五言诗。其现存的14首五言律诗，完全符合近体的粘式律，是一种有意的追求，廓清了齐梁以来绮媚华靡之风，促成了五言律诗的定型。

辞赋方面

杨炯现存赋八篇，其中《老人星赋》、《庭菊赋》和《孟兰盆赋》三篇都是歌功颂德的作品。《老人星赋》是借老人星（即南极星）以称颂皇恩浩荡、天下安康之升平景象。这篇赋一开头便对“至德承天”的皇权竭力加以歌颂，最后借老人星作喻，对皇恩圣德大加颂扬，并恭祝皇帝万寿无疆。《庭菊赋》借高洁芬香之秋菊来颂扬中书令薛元超。杨炯之于薛元超，可谓终生怀知遇之恩，此种感戴之情，便是其创作这篇赋的动力及感情流淌的源泉。赋前的一篇小序，交待写作背景，表明众学士是受薛元超之邀，在门下内省左春坊东厅，即薛元超官邸，举行赋菊盛会。杨炯便借此机会，竭力赞扬秋菊之内在品性，借以颂扬薛元超高尚的道德人品。此赋虽然通篇均为赞美之辞，内容托物状人，藻饰可谓典雅华丽，且是应命之作，未突破官场应酬常套。而《盂兰盆赋》以歌颂武则天的圣德，与《老人星赋》一样，也是一篇歌颂文章。除了三篇颂德之赋之外，杨炯亦有几篇借物明志之赋，大概都写于出仕之前。由于长期“待制弘文馆”，入仕无门，其内心自然会萌发出一种怀才不遇的郁愤与受到冷落之后的哀怨，于是借物抒怀，来表明自己的心志。《青苔赋》、《幽兰赋》、《浮沤赋》便是这种背景及心态之下的产物。这三篇赋的结构形式及内容寓意基本相同，均是通过对所描写事物进行赞美，以抒发自己的志向。

骈文方面

杨炯现存骈文类46篇，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为死人所写，包括神道碑、墓志、行状和祭文。此类文章数量最多，共27篇，其中绝大多数均是受人所请，为死者立传。因是受人所托，对死者生平事迹本不甚了了，多是笔录加工而己，并没有多少真情实感可言。第二类是为寺庙所撰写的碑铭，共4篇。此类文字亦是受人所请，代为捉刀，但因碑铭均镌刻于寺庙的石碑上，供游人及膜拜者鉴赏吟诵，是为作者展示自己才华的好机会，亦是时人对作者文才作出评价的重要依据。因此，杨炯写这几篇文章时，态度还是非常认真的，铺叙排陈，引经据典，力图显示出自己最高水平。但终因碑铭内容大同小异，形式亦基本统一，纵然他努力展示自己才技，还是鲜能有所突破。第三类是表、议、诗序，共14篇，其中序言11篇，表、辩、议各1篇。此类文字无论从形式，还是到内容均无固定程式，可根据作者思想情趣自由发挥，纵横驰骋。其中，如《王勃集序》、《公卿以下免冕服议》等经过作者精心构思的文字，形神并茂，充分显示了其为文的高超才技。

卢照邻

卢照邻，初唐诗人。字升之，自号幽忧子，汉族，幽州范阳（治今河北省涿州市）人，其生卒年史无明载，卢照邻望族出身，曾为王府典签，又出任益州新都（今四川成都附近）尉，在文学上，他与王勃、杨炯、骆宾王以文词齐名，世称“王杨卢骆”，号为“初唐四杰”。有7卷本的《卢升之集》、明张燮辑注的《幽忧子集》存世。卢照邻尤工诗歌骈文，以歌行体为佳，不少佳句传颂不绝，如“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等，更被后人誉为经典。

人物生平

卢照邻，唐初诗人。字升之，号幽忧子，“初唐四杰”之一。卢照邻的具体生卒年，史无明载。后人只能据其诗作及联系相关事件等，推测其生卒时间：《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载：“约635-约689年，一说约636-695年后”；《唐诗大辞典.修订本》称：“634-686年，一说635-689年”；《唐诗汇评》则记：“约630-约680年后”。都各有说法。

卢照邻幽州范阳（今河北涿州）人。出身望族，幼读诗书，曾师从曹宪、王义方受小学及经史，博学能文。

654年（唐高宗永徽五年），为邓王李裕府典签（据张鷟《朝野佥载》卷六），甚受器重，李裕曾经对别人说：“此吾之相如（司马相如）也。”即是将卢照邻视为西汉文学大家司马相如看待。李元裕是唐高宗李渊的第十七子，是当时皇帝李治的叔父，藏书甚丰，卢照邻利用工作之便（注：唐初典签掌书册簿疏，类似于文书工作），得以博览群书，获益不少。

663年（唐高宗龙朔末）初，卢照邻调任益州新都（今四川成都附近）尉。另一说，卢照邻任益州新都渭时间为668年（唐高宗乾封三年）。

669年（唐总章二年）底，卢照邻二考秩满去官。

卢照邻离开蜀地后，寓居洛阳。曾被横祸下狱，因友人救护得免。后染风疾，居长安附近太白山，入山时间一说是674年（上元元年）秋冬，因服丹药中毒，手足残废。后转少室山中之东龙门山，又徙居阳翟具茨山下，买园数十亩，疏凿颍水，环绕住宅，预筑坟墓，偃卧其中。他“自以当高宗时尚吏，己独儒；武后尚法，己独黄老；后封嵩山，屡聘贤士，己已废。著《五悲文》以自明”（《新唐书》本传）。

政治上的坎坷失意及长期病痛的折磨，卢照邻最后自投颍水而死。河南省禹州市无梁镇龙门村尚家村的河溪西岸有卢照邻墓位，尚存高大的墓冢。

文学成就

卢照邻的文学作品，《旧唐书》本传及《朝野佥载》载卢有文集20卷。《崇文总目》等宋代书目均著录为10卷，已佚。今存其集有《卢升之集》和明张燮辑注的《幽忧子集》，均为7卷，后者最为通行，有《四部丛刊》影印本，中华书局1980年排印本题《卢照邻集》。《全唐诗》编录其诗2卷。徐明霞点校《卢照邻集》即据7卷本《幽忧子集》，并作《补遗》。傅璇琮著有《卢照邻杨炯简谱》。今人任国绪有《卢照邻集编年笺注》，祝尚书有《卢照邻集笺注》，李云逸有《卢照邻集校注》。《全唐诗》存诗2卷。

骆宾王

骆宾王（约619—约687年）字观光，汉族，婺州义乌人（今浙江义乌）。唐初诗人，与王勃、杨炯、卢照邻合称“初唐四杰”。又与富嘉谟并称“富骆”。高宗永徽中为道王李元庆府属，历武功、长安主簿，仪凤三年，入为侍御史，因事下狱，次年遇赦，调露二年除临海丞，不得志，辞官。有集。骆宾王于武则天光宅元年，为起兵扬州反武则天的徐敬业作《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敬业败，亡命不知所之，或云被杀，或云为僧。

人物生平

基本介绍

骆宾王（约638—684），汉族，字观光，生于义乌（今浙江金华义乌），唐代著名诗人，与王勃、杨炯、卢照邻合称“初唐四杰”，在四杰中他的诗作最多。他的名字和表字来源于《易经》中的观卦：“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骆宾王出身寒门，七岁能诗，号称“神童”。据说《咏鹅》就是此时所作。骆宾王尤擅七言歌行，名作 《帝京篇》为初唐罕有的长篇，当时以为绝唱。

他还曾久戍边城，写有不少边塞诗。例如，“晚凤迷朔气，新瓜照边秋。灶火通军壁，烽烟上戍楼。” 豪情壮志，见闻亲切。

唐中宗复位后，诏求骆文，得数百篇。

据《唐诗三百首新注》记载，骆宾王，婺州义乌人。早年落魄无行，好与博徒游。后为道王李元庆府属。曾从军西域，宦游蜀中。及任侍御吏，又因贼罪下狱，他在诗文中则力辨其冤。出狱后，为临海县丞，怏怏不得意。睿宗文明（684）时，徐敬业起兵讨武则天，他曾为其僚属，军中书檄，皆出其手。敬业失败，骆宾王下落不明，或说被杀，或说亡命，甚至说在灵隐寺为僧。其一生行迹，颇为诡奇，也近于纵横家。

后人收集之骆宾王诗文集颇多，以清陈熙晋之《骆临海集笔注》最为完备。

生平事迹

骆宾王之父官青州博昌县令，死于任所。

父死后，他流寓博山，后移居兖州瑕丘县，在贫困落拓的生活中度过了早年岁月。

650～655（唐高宗永徽）年间，为道王李元庆府属，道王叫他陈述才能，他耻于自炫，辞不奉命。后拜奉礼郎，为东台详正学士。因事被谪，从军西域，久戍边疆。后入蜀，居姚州道大总管李义军幕，平定蛮族叛乱，文檄多出其手。在蜀时，与卢照邻往还唱酬。

678年（仪凤三年），后调任武功主簿、长安主簿，又由长安主簿入朝为侍御史，武则天当政，骆多次上书讽刺，得罪入狱。骆《在狱咏蝉》，有云：“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余心？”以抒悲愤。次年，遇赦得释。

680年（调露二年），出任临海县丞，世称骆临海。弃官游广陵，作诗明志：“宝剑思存楚，金椎许报韩。”

684年（嗣圣元年），武则天废中宗自立，这年九月，徐敬业（即李敬业，李勣之孙）在扬州起兵反对。骆宾王为徐府属，被任为艺文令，掌管文书机要。他起草著名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暗鸣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慷慨激昂，气吞山河。武则天读至“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皇然问：“谁为之？”或以宾王对，武则天感叹曰：“宰相安得失此人？”

十一月，徐敬业兵败被杀，骆宾王下落不明。《资治通鉴》说他与李同时被杀，《朝野佥载》说是投江而死，《新唐书》本传说他“亡命不知所之”。

孟棨《本事诗》则说：“当（徐）敬业之败，与（骆）宾王俱逃，捕之不获。将帅虑失大魁，得不测罪。时死者数万人，因求戮类二人者，函首以献。后虽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业得为衡山僧，年九十余乃卒。宾王亦落发，遍游名山。至灵隐，以周岁卒。”

另有一说表示骆宾王跳水逃生，亡命于“邗自白水荡”（今启东吕四一带）；而追兵将领怕承担对朝廷重犯追捕不力的罪名，杀了与他们相貌似的两个人交差，骆宾王遂得以隐名活了下来。死后葬于南通。

而据《中国名胜词典》记载：“骆宾王墓：在浙江义乌县城东15公里枫塘。墓前石碑为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重建。”

也有学者表示，南通和义乌两地的骆宾王墓都是衣冠冢。

文学成就

骆宾王和卢照邻都擅长七言歌行诗，“富有才情，兼深组织”，“得擅长什之誉”(胡震亨《唐音癸签》)。

他的长篇歌行《帝京篇》在当时就己被称为绝唱，《畴昔篇》、《艳情代郭氏赠卢照邻》、《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等也都具有时代意义，往往以□崎磊落的气息，驱使富艳瑰丽的词华，抒情叙事，间见杂出，形式非常灵活。这种诗体，从六朝小赋变化而来，它吸取了六朝乐府中辘轳辗转的结构形式以及正在发展中的今体诗的对仗和韵律，言词整齐而流利，音节宛转而和谐，声情并茂，感染力强，易于上口成诵。明代何景明说初唐四子“音节往往可歌”(《明月篇序》)，所指即此。在骆宾王稍后的刘希夷、张若虚以及盛唐的李颀、王维、高□，中唐的元稹、白居易，晚唐的郑□、韦庄，及至清代吴伟业等人的长篇歌行，都是沿着这条线索发展下来的。

骆宾王的五律也有不少佳作。如《在狱咏蝉》，托物寄兴，感慨深微，是脍炙人口的名篇；《送郑少府入辽》抒写立功报国的乐观战斗精神，格高韵美，词华朗耀，除了全首平仄声调还不协调，律体形式尚未成熟而外，比起杨炯的《从军行》、《紫骝马》并无逊色。绝句小诗，如《于易水送人》、《在军登城楼》，寥寥20字中，壮志豪情，激荡着风云之气，颇能见出诗人的个性风格，在初唐绝句中也是不多见的。

“四杰”齐名，原是诗文并称的。他们的骈文在才华艳发、词采赡富之中，寓有一种清新俊逸的气息。无论抒情、说理或叙事，都能运笔如舌，挥洒自如，比起六朝后期堆花俪叶，一味追求形式之美的文风，有着明显的不同。骆宾王《代徐敬业传檄天下文》，便是最能代表这种时代新风、流传广泛的名作之一。它以封建时代忠义大节作为理论根据，号召人们起来反对正在筹建中的武周王朝,气势充沛,笔端带有情感。其中“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二句，颇能激发唐朝旧臣对故君的怀念。据说武后读到了这两句,矍然为之动容,问：“谁为之？”或以宾王对。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新唐书》本传）足见他在政治和文学上的才能，连敌对方面目空一世的武则天，也为之折服。其诗，最早为中宗时郗云卿所辑10卷，今已佚。明、清两朝流行的有4卷本、6卷本和10卷本，所收篇目大致相同，均为后人重辑。清人陈熙晋《骆临海集笺注》后出，最为完善，有中华书局排印本。事迹见新、旧《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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