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安平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曾红遍全国的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已成为盛传不衰的红色经典，其源头就是长春电影制片厂1963年摄制的《自有后来人》。影片通过日军侵占下东北一家并无血缘关系的祖孙三代，为完成传送抗日联军游击队密电码任务，与敌人进行英勇机智、前仆后继的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和舍生取义的革命精神，其主题鲜明、形象感人、情节生动，曾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源于抗联斗争

影片《自有后来人》以东北抗日联军（简称抗联）斗争为背景，这支中国共产党创建并领导的抗日队伍，曾坚持长达14年孤悬敌后的绝境苦战，打击了日寇在东北地区的殖民统治，有力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片中所表现的1939年，正是抗联斗争转入极端艰苦阶段，日军大举增兵东北，对抗联部队连续不断“讨伐”，抗联虽陷入敌人重重包围，但斗争意志更为坚强，制定并实施缩编部队保存精干、分散游击伺机歼敌对策。其中北满抗联部队受命从下江地区翻过小兴安岭，西征到松嫩平原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为配合这次军事行动，中共北满省委派交通员将专门编制的密电码送至地下交通站，再转送黑河、绥化地区坚持武装斗争的抗联游击队，此举极为机密与重要，一旦为日军截获将招致全军覆没。影片中李玉和、李奶奶、李铁梅一家作为抗联秘密交通站，以红色号志灯为标记，与北满省委派来的交通员跳车人和以磨刀人身份为掩护的游击队交通员接应，为保护、转送密电码与敌人展开殊死斗争等设置、描写，就是当时抗联斗争态势及特点的真实反映，是抗联地下交通员机智勇敢、英勇献身的生动写照。

◆年轻时的沈默君。

本片的两位编剧迟雨、罗静，都曾在东北地区待过，对抗联斗争经历有所了解。迟雨即著名军旅剧作家沈默君，曾是第三野战军文化部创作员，后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室电影创作组长，创作过《南征北战》(与沈西蒙等合作)、《渡江侦察记》、《海魂》(与黄宗江合作)等电影文学剧本，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分子，在解放军十万官兵开赴北大荒军垦的1958年，随中直机关干部下放来到位于黑龙江省密山县的铁道兵农垦局所属850农场。罗静本名罗国仕，抗美援朝时曾在志愿军前线的美军战俘营任英语翻译，被授予少尉军衔，是1958年军队转业北大荒的“十万分之一”，亦来到850农场。俩人先在连队当农工，继而分别调至场部文工团和宣传科，后又都派往农场子弟学校任教，因有共同写作爱好成为至交，相互交流过各自所接触的抗联斗争事迹。沈默君就曾参加过铁道兵农垦局局长王景坤的延安时期老战友、解放后第一任密山县长付文枕回乡探亲的报告会，听其介绍以猎人身份从事中共与共产国际情报交通的传奇经历，罗国仕则在兼任《农垦报》驻场记者采访铁路修建时，搜集到抗日时期与鬼子斗争较量的故事。俩人酝酿合作进行相关题材创作。

促成这一意愿变为现实的，是1961年底沈默君摘掉“右派”帽子，被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借调，进行关于鄂伦春人翻身解放的文学创作，采访中又了解到抗联地下交通员的不少材料。曾紧随《渡江侦察记》之后拍摄《平原游击队》的长影著名导演苏里获悉后，向厂里建议并得到同意，邀约沈默君写一个反映“北满抗联”斗争题材的“成本低、故事性强、人物突出”的电影剧本。沈默君讲述了印象尤为深刻的一位交通员的故事：千里迢迢从边远的黑河来到哈尔滨送情报，按事先布置住在道外区的一个小客栈里，前来接头的人却不见踪影，身上的钱都已花光，但必须恪守的严格组织纪律和身负的神圣使命，使他又不能擅自离开接头地点，只能在小客栈炕上忍饥挨饿昏睡4天，直至第5天已经奄奄一息，才终于盼来了迟到的接取情报的人。说者与听者都为之深受触动，决定就由此切入，侧重表现北满抗联地下交通斗争。

在讨论人物设置与情节安排时，与苏里同在长影第二创作集体的副导演尹一青提出，未来的剧本如果能将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一家人，由于革命斗争需要联结在一起，为了一件革命工作，把家庭亲情与为革命牺牲精神很好地联系起来，那就会更有戏了，一定会很感人。这使沈默君受到启发，联想起传统戏曲《赵氏孤儿》里舍生取义搭救遗孤，将那位为送情报披肝沥胆的地下交通员，与抗日联军在深山老林同日军浴血奋战，由一家“都很亲又都不是亲”的祖孙三代，作为中转枢纽串连起来，创作思路大致形成。苏里又偕沈默君前往沈阳、哈尔滨等处，访问老抗联战士、老工人，补充收集北满特委及基层等地下党斗争材料。

就在沈默君进入创作之际，尚在850农场的罗国仕来信，希望能改变环境以便继续进行业已开始的反映东北人民近代卫国戍边、抵御俄日侵略长篇小说《我的祖国，我的人民》的创作。沈默君遂以共同创作电影剧本为由，设法将其借调至长影。罗国仕一边写小说，一边参与剧本创作，并将“情报”具象化为“密电码”，以一盏号志灯贯串片中，以及“有桃木的吗？”“有，要现钱”等暗语运用画龙点睛。后来长影主办的《电影文学》先行发表剧本，按当时规定以罗国仕家庭出身及个人政治面貌必须化名，因付印在即由沈默君为之起了笔名“罗静”，刊出时遂以“沈默君、罗静”署名，影片摄制完成制作字幕，沈默君亦一并使用“迟雨”笔名。

情系戏里戏外

剧本写成后，从责任编辑到长影领导看后，一致感到是一个好本子，认为作者善于表现抗日时期东北人民抗日反满的民族精神，又善于运用细节刻画人物，密电码、号志灯、祖孙三代非血缘关系组成家庭等设置，让人感到既新鲜、又感动，拍板同意拍摄，并正式调沈默君至长影任编剧。

因原先筹划该片的长影第二创作组苏里、尹一青，受命执导《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厂里将《自有后来人》拍摄任务转交第三创作组，组长于彦夫亲自担任导演。于彦夫是辽宁丹东人，对这部反映家乡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影片，感同身受。于彦夫首先从剧本开始精心打磨，如李铁梅的名字原叫“月娥”，他感到过于一般，联想起家乡一位抗日英雄邓铁梅，遂建议改成“铁梅”；日本宪兵队长原叫“松井”，建议改成“鸠山”，一可以回避已有的《平原游击队》中的松井，二又给人以阴险狠毒的暗示。最初剧本里祖孙三代最后都为了守护送往游击队的密电码献出生命，这样处理无疑是颇为悲壮而震撼人心的，剧本在《电影文学》发表，收到大量热情洋溢的读者来信，希望能够尽快将它搬上银幕，同时也提出一些修改意见，最为集中的就是“不能让革命的后代李铁梅牺牲，应该让她活着完成这个任务，这样才合乎‘革命自有后来人’主题”。于彦夫与沈默君认真分析觉得中肯，对剧本再次进行修改，让“牺牲”了的李铁梅复活，不仅识破叛徒诈取，而且逃过敌人追杀，与“磨刀人”张大爷会合，将奶奶与爹爹用生命保护下来的密电码交到了游击队手里，给影片加上了各方认可的“光明尾巴”。

◆拍摄“赴宴斗鸠山”场景，前排右一为导演于彦夫，后排右一为摄影孟宪弟。

由于该片人物虽少，但各自戏份颇重，而且特点显著，对演员要求相对较高。于彦夫按照外型、气质、演技以及有东北生活经历等条件，经过精挑细选最终确定阵容。饰演坚定沉着、刚毅睿智李玉和的，是建国后较早成长起来的北影演员赵联，他曾就读中央电影局电影学校表演班，于彦夫与之有过合作，认为其戏路较宽，表演真实、准确，而且主演过的《患难之交》就涉及抗联斗争，有助本片角色创造。片中赵联抓住党的地下交通员的坚毅豁达、谨慎干练的特征，辅以不同情境下的机警冷静、急中生智、不亢不卑、正气凛然等表现，将人物对党的忠贞、对敌人的憎恶、对亲人的挚爱展示得深沉细腻。饰演稳重老成、谨慎周密的李奶奶的车毅，抗战时参加过八路军游击队，后到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当演员，解放后在东影、北影担任演员，曾入北京电影学校演员进修班学习，毕业后调任北京部队战友话剧团编导。其时她年仅43岁，原来不大想接这个角色，怕一演下来会有许多戏找她演老太太，但看了剧本后深受感动毅然承担，表演中善于捕捉角色在情景中心灵细微活动，并诉诸于分寸准确的外部动作，充分体现人物忠于革命、坚贞不屈的精神。扮演李铁梅的齐桂荣，当年只有20岁，来自旅大市话剧团，虽已有几年舞台实践，但第一次试镜头还是感到紧张。在导演及其他演员热诚而耐心地启发、帮助下，完成了热诚淳朴、爱憎分明的李铁梅形象的塑造，很有层次地刻划了作为新生一代经受革命烈火锤炼、在前辈教导哺育下逐渐成长的过程。此外，启用多以公安人员等英武形象出现于银幕的印质明，开拓戏路首演反派角色，饰演虚弱胆怯、动摇变节的王巡长；找来早年就曾在上海从事戏剧表演、后在东影和北影参演颇多影片的老演员韩焱，扮演阴险狡猾、诡计多端的日寇特务头子鸠山，对李玉和一家三代英雄形象起了有力衬托作用。

在影片处理上，于彦夫注意把握情节惊险、传奇色彩与人物刻划、情感表达关系，以李玉和一家的英勇斗争、前仆后继为重心，突出祖孙三代并无血缘关系，却因革命渊源与抗日斗争联结一起，将血火洗礼与悲欢离合交相融会，阶级之情与伦理之情有机揉合，既有真实生动的精细刻划，如李玉和与铁梅“串通”背着奶奶偷酒喝，被捕时接过李奶奶递来的壮行酒一饮而尽，鸠山的酒宴上却是滴酒不沾；又有淋漓尽致的浓墨重彩，因叛徒出卖祖孙三人落入敌手，在四处有耳的囚牢中，巧妙地相互激励交接任务，刑场壮别依依深情述说身世，面对死亡无比从容镇定。为此，导演要求演员戏中是一家人，戏外也建立角色感情，他们以“闺女”“丫头”“奶奶”“爹”相称，不仅一起分析角色、切磋演技，而且在生活上也互相关心，处得真像一家人似的。车毅与齐桂荣几乎形影不离，见不着就要到处找，摄制组的人都说：“真像一家三代啊！”拍摄李玉和被捕时，李玉和走出门之前，抚摸着铁梅的头，还未说完“铁梅要听奶奶的话”，铁梅的泪水就抑制不住往下直淌。拍摄铁梅在奶奶和爹爹双双牺牲之后回到家缝孝鞋，这是一场份量很重的戏，又是第一次拍特写镜头，齐桂荣情绪一直上不来，连滴眼泪都没有，半个小时过去了，她突然想起爹来了，悄悄问导演：“我爹呢？让他来摸摸我的头吧！”导演让人叫赵联过来配合一下，赵联不知道让他到棚里干什么，穿得十分随意，一条大裤衩，一件土背心，可铁梅一看见他，就想起父亲被捕告别的情景，眼泪“唰”地就下来了。导演抓住时机，一鼓作气拍下这个镜头。

◆剧照

影片拍摄取得成功，与主创人员的精心协力分不开。摄影孟宪弟是东影成立后自己培养的，本片以内景、夜景为主，他在利用镜头和光影烘托气氛上下功夫，营造出日寇统治下阴森寒冷的氛围。担任美术设计的徐渭，是老一代美工师，抗战前就曾在上海明星、天一公司从事美工，后来到过延安在鲁艺及实验剧团工作过，其严谨、庄重、凝炼的风格在本片中得到充分发挥，提供了为剧情所需的真实、自然的典型环境。

次生“红灯”闪亮

该片因成功塑造李玉和、李奶奶、李铁梅祖孙三代对敌斗争前仆后继的感人至深形象，切合了歌颂共产党人革命精神和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时代精神，以及富于戏剧性所需的尖锐冲突、惊险情节、传奇色彩，一经出现就引起关注竞相移植改编，出现了以《红灯记》《红灯志》《红灯传》等为剧名的各种舞台演出，其中京剧《红灯记》“文革”中曾位列风靡全国的八个样板戏之首，酿成空前绝后的一盏“红灯”引领所有剧种现象。

◆陈毅陪同朝鲜外宾视察长影，亲莅影片拍摄现场。(图为与饰演铁梅的齐桂荣交谈)

最先将电影《自有后来人》搬上戏剧舞台的，是上海一个区级沪剧团─—爱华沪剧团，早在《电影文学》上看到剧本就决定进行改编。全团上下曾就剧名选择展开讨论，不少人主张定为《密电码》，在广告海报上再标出“革命惊险剧”字样，就能多卖三成座，后来认识到密电码只是作为事件展开的表象性道具，而红灯则是表现革命事业不断发展的象征性道具，以红灯贯穿的三代人，才是需要浓墨重彩讴歌的主题，因此剧名定为《红灯记》。负责改编的是团内两名年轻演员凌大可和夏剑青，集思广益花了两个月时间写出剧本，虽然是对电影本子的精炼压缩，但精华均予保留并有丰富，原作中粥棚脱险、叙说家史、智斗鸠山、刑场诀别等重要情节都有生动展现，结尾铁梅在烈火中牺牲、密电码下落不明，改为铁梅在游击队帮助下手刃叛徒，将密电码送上北山，更好地体现了“自有后来人”的主题。沪剧《红灯记》于1963年初在上海红都剧场上演一炮打响，很快传向江南各地，而后又延伸至全国一些大城市。

紧接沪剧《红灯记》之后，哈尔滨市京剧团亦将它编演成现代京剧，不仅保留电影剧本原名《自有后来人》，而且加上“革命”二字，上演后很为轰动天天爆满。1963年6月，周恩来总理陪同朝鲜贵宾访问黑龙江省，该剧作为欢迎专场演出，同样博得热烈掌声。周总理送走外宾后，亲自赶到后台看望演职员，称赞著名京剧演员云燕铭表演富有激情，虽已中年却能把十几岁的小姑娘李铁梅演得惟妙惟肖，对人物性格发展掌握得很有分寸。云燕铭深受鼓舞，送上剧本请总理多提意见。时隔不久，周总理亲自写来长信，除了对该剧反映东北人民在抗日斗争中的英勇壮举表示十分赞赏，还特别讲到已把剧本交给曾经担任过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在东北从事过地下工作的刘少奇主席，并转达他阅读之后所提出的“李铁梅钻洞到邻居家的情节值得推敲”意见，希望剧组人员一定要深入生活，把剧本改得更好，演得更好。剧院遂组织编导演来到当年“北满抗联”曾经战斗过的北安、龙镇一带深入考察，不但验证了刘少奇所提东北当地两家居民炕洞不能相连的问题，改为“李铁梅从后屋的小窗口钻到邻居家里去”，而且对剧本及演出全面进行了再加工，思想和艺术质量都有很大提高，感染力和影响力更为增强，很快上演就逾百场。

◆电影《自有后来人》海报。

随着影片于1963年11月摄制完成，《自有后来人》在全国上映后广受好评，催生更多艺术样式进行改编，最为成功的乃中国京剧院编演的现代京剧《红灯记》。其时该院开始准备将于次年6月由文化部举办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恰值江青观看沪剧《红灯记》后，认为“这个戏不错”，经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下达了“建议改编成京剧”的任务，遂决定由传统京剧行家翁偶虹与致力现代京剧探索的阿甲编剧，阿甲、郑亦秋导演，李金泉、刘吉典、李少春设计音乐和唱腔。经过近两个月奋战剧本得以定稿，又用近三个月反复排练，在保留电影和沪剧精华基础上精雕细琢，充分发挥京剧艺术优势，使这出戏更显精彩。如“赴宴斗鸠山”一场，精心运用念白和调度，将原有斗智斗勇表现得更有层次和深度，充分展示两种人生观的辩驳和意志力量的较量；“痛说革命家史”则汇京剧唱、念、做之长，更具壮怀激越、震撼人心力量；“刑场斗争”更以大段成套唱腔和丰富身段、动作，刻画了李玉和临危不惧、大义凛然的气魄，以及祖孙三代人之间的深厚情感。1964年5月，先行彩排前五场戏征求意见，获得一致好评，后一鼓作气排完全剧。

◆京剧《红灯记》剧照。

促使京剧《红灯记》迈向“样板戏”的，是当年7月该剧与哈尔滨市京剧团的《革命自有后来人》，一起亮相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现代京剧观摩汇报演出大会。以特殊身份进入大会领导小组的江青召集两个剧组人员，提出群策群力共同改编好这出现代京剧。为了不和已经上映的电影片名相重复，确定以《红灯记》为统一剧名，并以“只能有一个《红灯记》”为由，下令哈尔滨市京剧团的《革命自有后来人》要停止全国的巡回演出，要停止一切唱片的发行，要停止一切对外的辅导，由此将中国京剧院的《红灯记》列为自己所抓“样板”。特别是毛泽东主席两度观看并予称赞后，江青更是以该剧“主子”自居，又是“指示”一再修改，如故事的发生地点从东北移至华北，东北抗联改成八路军等，又是“钦定”影像拍摄，先后拍摄成京剧屏幕复制片、彩色舞台艺术片及钢琴伴唱彩色艺术片等，成为“样板戏中的样板”。

正因《红灯记》被打上“江记”印章，排演该剧的有功之臣如李少春、阿甲等，被江青称作“不听话”而俱遭迫害。作为“母本”的电影《自有后来人》亦被切割。江青曾在一次回答提问《红灯记》的原作者是谁时说：“是沈默君写的，他本人文化不高，是部队一手培养的。别人塑造一个英雄人物都困难，他一下塑造了三个，为党立了一功。但是，此人‘摘帽’后政治表现很不好，大家不要再提他了。”不仅作者署名消失殆尽，就连原影片亦销声匿迹，直到“文革”风雨过后，一切真相才得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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