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她生病都是我的错

　　起初我并没有为此想太多，我的一生本来就充满着忧虑和恐惧，但这次的恐惧是不同的：一种无望的厄运，含混不清以至无法知道到底预示着什么。对此，我无法计算，无法理解，也无法与之斗争。

　　1947年，时钟指向3月底的一个美丽午后。当时我17岁，从事货物装运工的工作，习惯性地在工作地附近的咖啡馆里吃午饭，但那一天我一点都不想吃。我的内心在尖叫：“出大事了，我害怕极了！”我感到一种巨大的空虚感，继而完全被疼痛占据，仿佛自己的胃被一把钝刀切开了。当我与这种恐惧纠缠时，感到一股强烈的磁力要我回家，在家里我会感觉安全，那些坏的感觉才能离我而去。

　　我打电话给妈妈，当我说想回家吃饭时，并没有告诉她我的害怕，但她一定从我的声音里发现了什么，“有人在你身边吗？”

　　当我到达门廊时就知道妈妈了解我当时的情况了，墨西哥菜的香味在迎接我。我想：“天啊，有个爱我并一直陪伴我的妈妈是多么幸运的事啊！”她在门口迎接我，带着她惯有的渴望让别人快乐的微笑说道：“儿子，我已做好玉米卷饼了。”她总是做我喜欢的菜肴，今天，意识到她的儿子有些异样，她想为我做一些特别的饭菜。她的问候也告诉我她知道什么地方出问题了：没有人会在家门口特意迎接家庭成员的。门像以往那样打开着，我们走了进去。

　　妈妈独自在家。爸爸为搬家的事去五金店买包装材料，毛瑞斯，比我小5岁的弟弟，在学校上课，贝蒂，大我5岁的姐姐，已经结婚搬出去住了。就如同我非常爱毛瑞斯和贝蒂，今天我也非常需要与妈妈单独相处带来的安全感。她张开的手臂甚至比她的言语更让我安心，就像神的温暖庇护，让我想起童年的时候。虽然我已经是个十几岁的青少年了，却不仅不会因为妈妈的拥抱而感到害羞，反而因为能从之前的不祥预感中解脱而充满感激。不同于平时我的过分自信，那一刻，当妈妈想方设法想要安慰我时，我一点都没有反抗。

　　妈妈平静的表现一如既往。她穿着一件熨烫妥帖的、印有得克萨斯矢车菊的干净衣服，她黑色的头发，在51岁这个年纪，开始泛出一些灰白。在我的记忆中，在她1.7米高的身上总是备着三四十元钱。出生时的左眼斜视，使她有轻度的眼疾，生毛瑞斯时又有右眼视网膜脱落的并发症。然而，从不抱怨的天性和自我意识缺乏的无邪反而为她增加了吸引力。

　　当我们走向厨房时，妈妈用安静的口吻对我说：“琼斯牧师今天早上来过了，他说很遗憾我们要搬家了，希望我们能喜欢新家那边的教堂。他说会给奇克谢市的教长写信介绍我们的。”然后，她激动地补充道：“今天我们的新房东写信来说我们下周可以搬过去了。”

　　当她在说的时候我又感觉到了胃部的那种像有个洞一样的感觉。

　　爸爸在奇克谢市的棉籽油工厂找到一份工作，这份邀请来自该厂的负责人一将近20年前，他是爸爸的学徒，此举为了报答爸爸过去对他的信任和善待——让爸爸很是感激。奇克谢在我们现在的家以北800公里处。爸爸、妈妈、毛瑞斯将搬过去。而我，因为在这里有—个稳定的工作，对未来还没有确定的计划，所以就一个人留下了。

　　爸爸的新工作真是天赐良机。爸爸出生于1876年，1929年，华尔街的崩盘导致“大萧条”，天灾引起的干旱尘暴又再次打击了棉花产业。之后，他便失去了工作，那年他53岁。

　　祖父去世后，14岁的爸爸打工以挑起家庭重担。他一直在棉花业工作了近40年，唯一的技能就是做一个棉花剥绒机检查员。1929年后，除了从1941年12月到1945年8月的3年半的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有的人都去参军以致无工可做之外，18年来，爸爸大多数时候只能打些零工。

　　到了1947年，战后经济得到重建，老天也降下了雨水，棉花产业重新开始恢复生机，爸爸所热爱的工作重新出现了。当奇克谢棉花油工厂给年届71岁的爸爸提供了一份担任棉花剥绒机检查员的工作时，妈妈称之为“来自天堂的一份真正的礼物”。

　　我喜欢厨房，在那里妈妈和我促膝交谈，洋葱、西红柿、豌豆和牛肉被涂上红辣椒和奶酪后，用玉米饼包裹起来，那种好闻的味道充满了厨房。以前对着玉米卷饼我就会垂涎三尺，但今天就算是妈妈做的菜也不能打动我了。

　　我强迫着自己开口说道：“妈妈，你做的玉米卷饼是全世界最好吃的。”又说：“我告诉格兰德餐馆的厨师胡安你是多么会做那道菜时，他让我问你什么时候能教教他呢。”

　　就像以往那样，妈妈愉快地笑起来，回答道：“你真像你的爱尔兰祖先那样会奉承人。”

　　妈妈忙着照看炉子上的平底锅；旁边的小桌子一土面盖着印有玫瑰花图案的油布——太小，只够放些盘子、器具、玻璃杯和一碟玉米粉圆饼，其他任何食物都会干扰到让我的心和味蕾神魂颠倒的玉米卷饼。

　　吃饭时，妈妈问道：“能不能搞到一些大盒子来打包？我们有足够的小盒子了，但是我需要一些大的来装被子和棉被。”

　　我说：“没问题，下午能搞到，晚上带回来又说：“周末之前我们必须把一切都打包好。搬家公司的人说他们在下周二会把一切都装上车，星期四就可以到奇克谢了。”

　　因为我的工作与货运商务有关，并且那个时候我是家里养家糊口的人，所以很自然地由我来和搬家公司联系。在战后爸爸失业的两年里，我是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为搬家承担费用。

　　当我和妈妈在谈论食物和打包时，胃痛就缓解了；而当话题转移到搬家的细节上时，那种内脏的牵拉感又回来了。

　　为了让自己持续说话，我说：“我在青年之家预定了一间房间，从周二开始，那天的大部分时间我没活儿。搬家公司大概会在下午三点出发，等下午五点你们上车去奇克谢后，我就会把我的东西搬到青年之家去。”我吃力地、努力地继续着：“我很想住在那里，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家，所以这次是人生新的一步。”我希望这种幽默感可以带走那种感到厄运将至的难受。“我会照顾自己，还有你和爸爸和毛瑞斯的保佑，我会开始上大学。”身体里面的狂怒越来越严重，越来越糟。

　　毫无疑问，妈妈看到我脸上的焦虑，马上尝试安慰我：“儿子，你单纯得就像一张纸。我希望你别难过。离开这里去其他地方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我知道你会好起来的。你是这么好的一个孩子，而且一直以来都是这么负责任。在货运业你有一份好工作，青年之家对你来说是安全的地方。”

　　然后，那种可怕的感觉击中了我。刺痛般的恐惧带着无法描述的、无助无望的濒死感和虚无感瞬间抓住了我。我被撕开，心跳快得失去控制，我在想：“我将被装进棺材，永远深埋。我的身体将会腐烂，我不可能再活过来。我会彻底消失。我无路可逃也无能为力。我不能忍受这一切。”我每个毛孔都在出汗。我试着通过问自己问题来摆脱这一切：“我死后会发生什么？死后会有灵魂吗？有没有天堂？在哪里？我还能回来吗？死后的日子会持续多长？在那之后又会有什么？”然而我的问题是无法回答的，而且每个问题又会带来新的一轮焦虑和恐惧。所有这些想法，非常清晰地在几秒种内闪过我的脑海。

　　我放下叉子，毫无胃口，眼神呆滞，完全意识不到妈妈、食物和厨房的存在。我完全无法像以前一样说出“真好吃啊！”。

　　妈妈问道：“为什么不吃了，儿子？我以为你喜欢玉米卷饼，是不是不好吃？”

　　我无法回答她的问题，也不想伤害她，我说：“不，我只是觉得有点胀气，过一会就会好的。”然后又吃了一口开始咀嚼。食物丧失了原来的美味，一切都无所谓了。每一件事都让人感到凄凉，尤其是未来。关于死亡的想法、被埋葬的想象，或更糟糕，被火焚的画面，一切都是如此真实而可怕，我感觉无路可逃。

　　“爸爸今天怎么样？”我问道，但我的意识仍然被恐惧所占据。

　　妈妈的脸亮了起来，“我感觉这些年来他从没有心情如此好过。新工作让他感觉获得新生，他的表现好像他只有31岁，而不是71岁。”

　　“关于搬家，毛瑞斯说了些什么？”我又问。我努力用常规问题填满剩下的午餐时间。

　　“对他来说也许会非常困难，”妈妈回应。“他喜欢这里的朋友和老师，不知道到那里之后会发生什么。”

　　“贝蒂说了什么吗？”

　　“没什么。”妈妈回答。“她为这个家和爸爸高兴，但她毕竟更需要关心自己的家庭，说不了其他什么。”

　　很明显的，妈妈、爸爸、毛瑞斯、贝蒂和贝蒂的家庭，他们有他们的世界，和我的完全不同。

　　我的家，我曾经以为是避难所，现在对我如同地狱，让我想夺门而逃。幸运的是，就在那时我吃完午饭了，必须回去工作了。“也许当我回去工作后，与别人聊聊天，这种难受的感觉就会消失了。”我想。

　　当我们向门口走去时，为了防止妈妈被我突然的、无法解释的阴郁表现所伤害，我说：“妈妈，你做的墨西哥菜永远都是那么棒！有剩菜一定要留下，等我晚上回来吃。”她笑了，看上去安心了一些，但我知道她感觉到出问题了。

　　妈妈没有给我压力，我也永远不会告诉她那天所发生的那些让我从心神不安到极度阴郁的事情。我想：“我如何向一个普通人解释那种惊怖的感觉，这种感觉常人不可能产生，毫无逻辑，尤其对像妈妈这样有宗教信仰的人。”而且如果我把我的恐惧告诉她，她一定会很担心我的。而且，那种死后虚空的感觉让我害怕，太清晰太真实，.如果告诉妈妈的话，她一定也会被吓到。

　　当面对一些突然而巨大的威胁时——比如谋杀或强奸——产生恐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的恐惧产生于和我的母亲——这个深爱我，连一丝一毫伤害我的心都没有的女人一单独坐在一起。以前，我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都是可以估计、能够克服的：在山坡上收割需要的是毅力和坚持，要填满家里的钱匣，我只需要去挣钱就是了。但是，面对现在这种奇怪的感觉我真是没有思想准备，它强大的力量和虚幻感是我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除了在噩梦中。

　　我一边开着公司的车回去工作，一边想：“真是无路可逃。我害怕生，也害怕死。生意味着要受死的威胁，而死本身，则比生还可怕。”我惊了一下，不知道如何从这种让人难以忍受的想法中逃离，获得解脱。常识告诉我别人不会像我这么想，所以我知道我应该和一些比我更理解死亡和死后的人谈谈，除非我可以想象有人可以改变那不变的现实。此刻，我只能忍耐，不管我的感觉有多差，我还是必须回去工作。

　　我回到公司时，警察在等我。大家找不到切斯特——我们的一个装卸运输工——所有的人都以为我、他的主管，知道他在哪里。前—天晚上，在酒吧一场酒后的争吵中，切斯特差点把人杀了。幸运的是，我不必对警察撒谎。因为吃午饭而离开，所以我的确不知道他在哪。不像我，有些人知道实情但是没有出声：切斯特此刻就躲在装卸码头。

　　警察离开后，另外一个司机——满脑子只有性，卡车司机都这样——意识到我晚回来了，对我眨着眼睛，笑得意味深长：“你去哪里了这么长时间？玛丽苏的床上工夫一定很不错吧。”玛丽苏——一个轻浮的女职员，很多男性的目标，很巧的是她也吃了一顿不同寻常的长时间的午饭。对于好奇的年轻人来说，跟着货车司机真是一种启蒙性的人生经验。他们只谈论性：如何捕捉猎物，最佳的性交体位，最销魂的女人。听他们闲扯通常很有意思，然而那一天，我完全听不进去。

　　我进人办公室，傅瑞德——我的替班，必须等到我回来才能去吃饭——看到我时不停抱怨我的“一去不回”。我快沸腾的大脑在那时依然没有忽略这副具有讽刺性的场景：我因为面临消失千万年的宿命而瑟瑟发抖，傅瑞德因为饿着肚子等待了45分钟而怒火中烧。

　　整个下午我故意把所有思维和行为放在其他方面，以抵挡持续想要侵入的那种恐惧和痛苦。到了晚上我的恐惧稍微好了些。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这只是个开始，我只知道这种恐怖如此真实，令人无望，以至于觉得不可能再通过其他方式如此真切地面对死亡和死后了。

　　我很小的时候就被告知“爱能战胜一切”的道理，我也一直深信不疑。当妈妈亲吻我受伤的膝盖时，伤口立刻不疼了。当在教堂里我们唱起“上帝会照顾你”时，我相信上帝真的会那么做。但这次当我回家寻找妈妈关爱的臂膀和玉米卷饼时，找到的却是恐惧。我才知道单凭爱的力量不能治愈我疯狂的头脑。

　　第二天凌晨两点，我无法人眠，围着房子来回转圈时，被妈妈发现了，她惊呼：“你还好吗？儿子？”而爸爸也在问：“出什么事了，儿子？”

　　为了不让他们担心，我一边走一边说：“我没事，一切都很好。”当夜幕降临，我的恐惧逐渐升级，直到我的身体和头脑被折磨得精疲力竭，才稍微打了一会儿盹。

　　拂晓时分，我赶上公交车，那是一种只能乘坐10个人的小巴士，使用至今快20年了，因为太老，一般只在一天很早和很晚时段使用。小巴士停在离我们的房子不到一个街区的地方。还在为之前的事惊魂未定的我深受失眠之苦，睡眼蒙地坐车去上班，也希望同时远离那种焦虑的感觉。

　　当汽车驶过墓地时，我想到了埋葬尸体，然后另一种恐惧击中了我：“我会全身被涂满甲醛，永远不会复活，然后我就被分解成化学元素，被泥土吸收，再也不存在。”

　　当车子往南驶在大街上时，一栋高大的圆柱形建筑——我以前看到过无数次——进入眼帘。我听说它是“火葬场”，在惊恐发作之前，我从来没有对此想太多，但是现在我想到的全是这座建筑物的用途的可怕。“我会被燃尽，什么也不留。”当我想到自己会最终变成灰烬，童年时的那种当我死后依然能存在天地间的想法荡然无存。

　　当我开始工作时，看到我们的首席销售员——80岁的海德先生，让我马上联想到生命是有尽头的，死亡正向我们赶来。

　　在上午的茶歇时间，我浏览着报纸。新闻头条跳入我的视线：“医院停尸房人满为患”“科学家预测地球已存在150亿年”，扣动我恐惧的扳机随处可见。

　　平时中午休息时，我常常先独自散步3公里，这样更利于思考和计划，接着来一顿有红辣椒番茄酱的午餐。然而今天，我却希望能和人说说话来分散我的注意力。我努力通过问自己问题，并期待脑袋里出现神奇的答案以此来把内心的恐慌赶走，让自己平静。“如果总有一天要死，那为什么还要活呢？如果我们必须经历对死亡徒劳的恐惧和永远消失，我们为什么还要活着呢？”我不知如何回答。

　　下班回家的路上，当汽车驶过火车站——那里停着数十列火车——我总是很喜欢闻那种煤油燃烧的味道。但是那些令人痛苦的想法和想象把这种享受全毁了。这种好闻的味道是从化石燃料中挥发出来的，而那些化石燃料是几百万年以来地下的动物尸体和植物聚集形成的。这些让我产生了关于时空有限性的问题，像洪水一样涌上来，令人焦虑，诸如，“时间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之前存在过什么？时间什么时候终止？那之后会发生什么？当太阳燃烧了50亿年之后会怎样？空间的开始和终止是在什么地方？这一切之外又存在着什么？”同样的无解。

　　吃过晚饭后在观看一部关于马克?吐温的电影时，我发现一种转换。在影片最后，马克吐温的去世被戏剧性地与哈雷彗星经过地球联系在了一起。这颗神圣的天体从公元前466年就被发现了，每75年回一次地球。当我发现哈雷彗星的未来只剰下几百个世纪，而不是50亿年或无限时，我的心松下来了。

　　三天后，我们全家到教堂参加一个礼拜。当牧师讲到“日常生活中的信仰”，我出神地坐在那里，满脑子关于从此以后我的命运将如何如何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一半表达了我的无意义感，一半是真的想寻找一个适宜的答案。我想到基督教义中关于往生后的一些内容，“天堂在哪里？一个人在天堂里做什么呢？我会看到我的家人吗？我能看到地球上的人吗？我能重返地球吗？”

　　我想：“我这么做是为了帮我自己。”虽然我并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种意识。即使非常痛苦，我也无法停止产生这些折磨人的想法和问题。我情愿相信如果我能找到答案，这些痛苦就能离我而去，然而我发现自己找到的只是空泛的概念，无法带来平静。

　　最糟糕的是，每次惊恐发作时，它们是那么无情。不管怎么努力都不能让它们消失，也不会减少一点。每次成功地将我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后，只消一会儿，又会陷入恐惧，仿佛永远被惊恐所包围。

　　想睡个安稳觉已经不可能了。一到晚上我躺下，就开始思考：“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害怕死亡和死后？我的恐惧是那么真实，为什么其他人没有我这种感觉？当他们知道死亡和死后不是随便说说的，他们就知道害怕了，但那也更糟糕了，因为那说明真的没有人能回答我为什么会恐惧。”只有当有关死亡的暗示消失了一段时间以致恐惧衰退了，或者是我的大脑精疲力竭了，那个时候我才能感到一丝解脱，能稍微打个盹。

　　当无事可干，而我又感到极度疲惫时，我就想也许顺从自己的命运会让自己好受些。想起一个年长的伯伯说过：“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死亡是生命周期的一部分。”我由此得出：“如果上帝打算让什么人死，必然有其理由。无数的人毫无恐惧地活着，可见的确是没什么可以害怕的。”但这样想还是不能让我好受些。

　　什么都比死强。看着这只饿虎的血盆大口也许是次优选择，至少我还有反击的机会。

　　有人说死亡和交税是生活中最真实的事情，然而我清楚地知道—个聪明的税务律师可以帮富人漏网，而我是无法从我的恐惧中逃脱的。死亡是绝对的、不可避免的、无法逃脱的。

　　周四搬家公司来了，开始来自胃部的搅动感让我以为看着家人离开会让我心里的恐惧变得无法忍受。但一个淋浴莲蓬头让我回忆起童年时候和妈妈在一起，站在东面卧室的窗口看着外面在下雨，牧场里的母牛都在树下躲雨。那份记忆，加上我很高兴地帮助父母收拾行李，以及全家人为爸爸的新工作和他们在奇克谢的新生活的激动憧憬，这一切，把我带离心中的焦虑和恐惧。

　　下午，搬家公司装好行李驶向奇克谢。我开着公司的一辆车，送父母和毛瑞斯到了汽车站，我们告了别，他们离开前往新家。

　　虽然我从没有把自己对死亡和死后的恐惧和家人的离开联系在一起，但在之前的整个星期我都在为这个分别的时刻害怕得要死，猜测自己的世界在这一刻会崩塌。我不停地对自己说家人离我也就一个晚上的车程，而且我会很快再看到他们的，这样想着，我心中的不安才慢慢地减退。

　　虽然一直为了这些恐惧而过度忧虑，但当想到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成年人将开始在青年之家的新生活时，还是感到一阵激动。同时我也知道，那种恐惧——像一只此刻在打瞌睡的鳄鱼——只是在等待时机卷土重来。

　　那天晚上我一边独自进餐，一边细想白天的场景，因为发现自己在家人离开之后依然能“存活”下来而得到鼓励。不管我有多恐惧，依然努力让搬新家变成一个快乐的时刻，就如同前一周虽然充满恐慌我依然坚持工作着。

　　但是恐惧在第二天早上卷土重来、无情地继续着，侵入我的每一件所思所行。一个周六下午我坚持着参加了一个中学同学的婚礼，新人说：“只有死亡能把我们分开。”恐惧又来了。我考虑的不是两个人在世界上彼此相爱地生活，我想象到的是死亡之后的场景：我在外太空无目的地飘荡，与他人毫无联系。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参加了老邻居布鲁克斯先生的葬礼，触发了我又一轮的恐惧。

　　布鲁克斯先生的讣告中提到可以在举行葬礼的地方瞻仰“遗容”，然而，就像“遗体”这个词，无情地暗示着，让我感觉那仿佛不是布鲁克斯先生，只是一堆无意义的、没有生机的物质，使我再次面对自己虚无的未来。

　　站在尚未掩埋的墓地旁，我听着牧师说着宽慰家属的话：“我们充满坚定的希望，借着上帝的力量，一切必将复苏，拥有永恒的生命，全能的上帝啊！我们赞扬我们的兄弟克莱顿?布鲁克斯先生，我们把他的身体交还于大地，尘归尘，土归土。”

　　听着上帝的使者说着这些“宽慰”人的话，再次让我惊慌不已。复归尘土对于我来说就是把尸体锁在地牢里，意味着我的遗体被火化得只剩矿物质，其余部分变成无法察觉的二氧化碳气体：意味着终有一天我的身体完全腐烂。末世复活意味着进人无限永恒。但是去哪里呢？去多久呢？死后有灵代表死后也不能摆脱恐惧。无论如何仍被恐惧包围着。我的内心在尖叫，我大汗淋漓，心脏在疯狂地跳动，仿佛我是那个将要被埋葬的人，而且我知道这里正在发生什么。

　　在日常生活中，其他人谈到那些无常——比如失去生命或爱人往往带着平静的确信：不管发生什么他们都能安然无恙。借着相信死后有灵，死后极乐，死后和上帝、爱人在一起，使他们找到了平静和安慰。这种平静离我太远，我知道只有找到问题的答案我才能解脱，而那些问题看上去根本是无解的。

　　我只是一个17岁的穷小子，髙中学历，只有一份没什么前途的低等白领工作，所以我想只有信仰能帮助我找到答案。

　　因为不相信自己对于死亡的恐惧能够通过其他的方式解决，我开始疯狂地祷告：“敬爱的上帝，请赐给我平静，请教给我知道了以后就能不害怕的答案。”

　　教义从小教育我，对上帝完全忠诚可以治愈疾病、移动山峦、面对死亡及之后的事情，能够缓解一切的焦虑。怀疑信仰无法解救困苦意味着其实你根本就不相信。

　　学校课程教导我，《圣经》能够帮助人们面对生活的苦难，当人们发现自己不可思议地被击败时能通过《圣经》去期待一个更好的明天，就好像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样。我不断地对自己说：“虽然此刻我走在充满死亡阴影的山谷里，我不会害怕，因为你与我同在。”圣歌经常安慰那些正处于生命中最黑暗时期的人。我的教会成长经历告诉我基督的复活能给我带来希望，就像福音书上所说的：“上帝如此爱这个世界，他献出了自己唯一的儿子，无论是谁，只要信他，不需祷告，就能获得永生。”

　　但是我发现圣歌中的词句太过抽象无法理解，也无法帮助我与焦虑抗争。我知道并不是魔鬼引起了我的害怕。如果能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就好了，那我就能有的放矢了。那能够消耗一切的恐惧让我的内心已经没有智慧或情感的空间留给信仰了，所以我感觉不到“上帝与我同在”。“不灭”和“永生”作为一种暗示“死后有灵”的承诺，只是进一步加深了我的恐惧。

　　对天堂的想象于我也毫无帮助。我无法描述它在何方、我如何去，也不知道如果在天堂里我会以何种形式存在。因为我不能想象天堂的模样，我也就想象不出和父母——我最不愿意失去的两个人--起在那里的场景。如果真有一个天堂，而且我能和父母一起在那里，说明死后有灵，那样我就会永远生存在恐惧中。所以不管是不是和父母一起在天堂，确有天堂的承诺带给我的恐惧超过给我的解救。

　　1947年春天我的父母离开我，那种恐惧的症状开始侵袭我，这一直持续到一年后我从高中毕业。然后我继续留在那里生活和工作了一年，之后开始在诺曼的大学生活，这所学校在奇克谢东北面70公里处。

　　在第一个学期中的某个周末，我去看望了在奇克谢的父母。当时我问我们的牧师米歇尔：“当有一天我们去了天堂，我们能看到和知道之后在人世间发生的事情吗？”我知道能够和存在在世界上的亲人联系能够缓解我的害怕。牧师向我保证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然后他的话又让我有点幻灭：“但是你不会和他们有直接的联系，只有通过忠诚信仰能够让世上的人知道你在关注着他们。”我陷入了最深的恐惧。当我死去的时候，我将失去生命、爸爸妈妈，现在我知道连上帝也改变不了这一切。

　　米歇尔牧师问我会不会害怕去地狱，我困惑了。关于地狱我可从来没想过，基督徒和中世纪作家对地狱的描写使得想象它比想象天堂还要难。我接受的宗教教养中从来没有强调过因为罪过而受到永远受苦的惩罚，记忆中也从来没听说过牧师用永远的诅咒来威胁过有罪过的教区居民。

　　即使天堂的存在有具体的证据，天堂这个概念还是像沙漠中的海市蜃楼，所谓“天堂里永远的极乐”——看上去像个矛盾的修辞，怎么可能永远那么快乐呢？“这些都是虚假的安慰，”我想：“死亡就是永远不存在，现在看是如此，以后也是如此，不可避免，无法改变。我不允许自己相信傻瓜想象出来的天堂以恢复平静，那种认为‘这可怕的命运不是真的’的想象只是一个幻觉。”

　　我无法从神学中找到帮助，开始从哲学中寻找答案。尽管哲学并不热衷于解释这种超自然的问题，但它对于人类现实的思索是一种伟大智慧的来源。可我发现神学家至少还为人类对未知的恐惧寻求庇护，哲学家对于我们被判了死刑的未来则毫无怜悯：

　　“……死亡是一种虚无、无意识的状态，……”柏拉图在他的《申辩篇》一书中说。

　　欧里庇得斯提出的想法更加平淡无奇：“今天是今天。明天，我们将一起流人永恒的河流。”

　　之后的哲学家们写得一样让人觉得不够仁慈。

　　帕斯卡尔很显然在与我所面对的相似的恐惧做斗争，写道：“无穷空间的永恒寂静（天堂）让我害怕。”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说，“深渊上架着石头，这种常识告诉我们，我们的存在只是两个永恒黑暗之间一道短暂的闪光。”

　　甚至画家，比如保罗?高更这么说：“生命只是比一秒钟里的一个片段长一点，用来让一个人为死后做准备。”

　　不论我在什么地方寻找高见，有一个事实总是会反复出现：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回避永存这个事实。有位著名演员在一个电视采访中被问到是否惧怕死亡，他的回答是：“是的，我怕，但如果还有一个选择是可以永远活下去，我也不喜欢。”我非常同意他的说法，而且对于我来说，如果活个900到9000000年，所有的爱人和朋友都早已死去，不仅很凄凉，而且很可怕。

　　寻找答案的这些尝试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成果的，它们帮助我梳理了我的恐惧：其他人也会用神学或哲学去和这些问题做斗争，但其他人把问题只是当作概念去思考，而不会像我这样由此感到恐惧。

　　在通过神学和哲学做了这些没有什么结果的尝试后，我放弃了从常规的角度来为自己的恐惧寻求帮助。我知道一定有个我为什么害怕的合理的解释，虽然我还不知道这个解释在哪里。不管我多么想要一个答案，我知道那个答案必须是合情合理的。荒谬的说法常会吓到我，因为那听上去更像是自我欺骗。我忘不了有段时间我希望自己能够盲目地接受诸如“尽管相信我”或“拥有信念”这类安慰。我的“为什么”帮助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圣诞老人事实上并不是别人祈祷时想的那个样子。我的这些问题经常让我有那么一点不受欢迎，记得高中三年级的时候，我问老师：“我们怎么知道2000年之后的人们不会因为我们信基督而笑我们，就好像我们现在在笑古希腊人会去相信他们那些神一样？”

　　虽然我很嫉妒别人用神学来宽慰自己，我还是害怕如果自己接受了这些超自然的说法，会被无法逃离的死命弄得很盲目。我不知道正确的答案是什么样子的，也不知道何时何地我能找到它，但我知道那个答案一定在什么地方存在着，我还知道我的幸福取决于能否发现它。

　　一方面我要抓住一切可能的东西来解决我的恐惧，一方面我的生活又要如常推进。从1947年3月我的恐惧开始发作，到1958年，我终于能够通过自我认识的工作来缓解我的恐惧，我的生活交织着严重的恐惧与暂时的缓解。当生活中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件，给我带来了很多好感受的时候，我终于从那种恐惧中获得暂时的“缓刑”，那些恐惧被挤到生活的背景后暂时看不见了。1952年，我考进了医科大学，1953年，我和路易丝结了婚，1955年，我们的第一个女儿贝基出生:H1956年5月，我大学毕业：同年12月，我们的第二个女儿凯西出生T，1959年，三女儿黛比出生，毕业之后，从1956年到1960年，我在华盛顿的沃尔特?里德总医院实习，担任精神科住院医生。

　　虽然那些事情部分缓解了我的恐惧症状，我却从来没有从这种恐惧或惊慌中彻底解脱。为了避免恐惧发生，我做了很多努力，我尽量不坐飞机，不走高的桥，不进很深的洞穴，不靠近悬崖，不看讣告，不阅读关于无限时空的文章，不看怪诞的、与死后有关的电影或电视。这种努力有助于避免惊恐的发生，但是由此加诸在我的家庭或我的职业生活上的限制是一个非常大的代价，所以我的长期目标——寻找到自己恐惧的原因——促使我对于任何能够发现答案的可能性持续保持警觉。

　　在医学院学习期间，我终于找到一种科学方法来理解心智是怎么运作的，虽然我当时的经济贫困、我的逐渐壮大的家庭、我的学术工作并不允许我在那种科学方式上多有作为。

　　最后，在1958年1月，在我开始担任精神科住院医生后的一周，时机终于成熟，我会见了弗兰克斯医生，一名精神分析师，开始一起探索和克服我内心的神秘的情感装置。那时，那种装置引起的恐惧已经折磨了我将近7年。

　　由此我获得的“自我认识”的知识永远地改变了我的生活，不仅减少了我的恐惧，也削弱了我的压抑。通过它，我开始了解人类及其无数种表达方式，比如文化、历史、人道、艺术、教育、政治和司法体系。对此我以前毫无所知，现在我知道心智是如何工作的了。

　　第一次咨询时，我在弗兰克斯医生的治疗室外候诊，深深地意识到自己为这一刻已经等待了很久，我的胃部空落落的，心跳加速。弗兰克斯医生，一个偏胖、中等身材、表情天真无邪的男人开门走了出来，一下子缓解了我的忧虑。他一边和我握手，一边自我介绍。当时他的表情中看不出他已经注意到我的手心在出汗。他微笑着，皱起眉头，仿佛在明确一些事情：“你是斯托克顿先生吗？”我点点头，然后他示意我进人咨询室，顺手指向座位，示意我坐下。

　　当我们向座位走去时，他问道：“昨天在电话里你说是莱顿医生介绍你来的，你们怎么认识的呢？”他友好的举止逐渐减少了我的紧张。

　　“马库斯?巴克尔医生，我在医学院的精神病学教授，向我介绍了莱顿医生。”我回答。

　　他拉了一下他的靠背椅，问道：“在电话里你说你已经惊恐很多年，能和我具体谈谈吗？”

　　“从哪里开始呢？”我回答道，感到一种急迫的心情，又感到有点担心。

　　“从哪里开始你觉得舒服，我们就从哪里开始谈，”他温和地微笑着，张开双手，打开双臂面对着我，“谈谈你的恐惧或许是个好的选择。”

　　我停顿了一会儿来整理我的思绪，然后在接下来的咨询时间，以及以后的好几次咨询中，我把前几页中讲到的自己的故事全部都说To多年来面对着无望的厄运，无数次惊恐的急性发作和持续的无助感，这一切都让我的恐惧自然而然地暴露和发作了。

　　让人感到讽刺的是，我寻求自我认识就是希望克服恐惧，恰恰又是恐惧让我用任何能够获得的防御机制来避免思考和谈论恐惧，这种情况在最初的咨询开始后持续了好几个月。我最擅长的防御是长时间地谈论人类对死亡的理解、人们如何运用信仰来帮助自己逃离对死亡的恐惧、人们如何“吹着口哨经过墓地”以对抗由于墓地而勾起他们对死亡的觉知。通过谈论这些惯例内容，我想要“证明”我的感觉没什么不合理。

　　当时我已经开始自己的精神科实习，所以我使用的另一个策略是避免关注自己的问题，代之以谈论我自己的病人的问题。通过充满智慧地谈论他们的问题，我远离了自己的感觉，尤其是自己的恐惧。很多年以后，我意识到我经常地——尤其是我的症状相对轻一些的时候——使用自己的智力，不仅作为一个学习工具，也作为一种防御机制来抵御我的恐惧。

　　开始咨询的几个月后，弗兰克斯医生在一次咨询的一开始就说：“在昨天咨询快结束时，你不经意地提出自己的困惑——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触碰到你的恐惧的根源，”他问道：“你认为你的评论是不是一种感受的表达：你已经准备好从你的早年生活中去了解你恐惧的缘由？”

　　我沉默了一会，不知道该说什么。

　　“让我们看看在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他温和地面质着。

　　“我在想为什么恐惧对我来说并不意外，因为我常感到害怕，尽管都没有现在的恐惧如此糟糕。”我回答。

　　“和我谈谈这些恐惧？”他问。

　　我迟疑着，不知道该先说哪种。“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想到这些，但我知道这对解决我的害怕没什么用，爸爸找不到工作的那些年妈妈非常抑郁，这就是我的童年。当她糟糕透顶的时候，尤其是晚上，她会说，‘我真希望能爬进一个洞，然后躲在里面’。”当我描述那种记忆的时候，身体开始僵硬起来，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也许和恐惧没什么关系，但是我想说说。我5岁时，我对妈妈说了一些话，那些话太糟糕了，每次想到都会让我感到自己有一种被撕碎的感觉。”我叙述着，突然胃部出现一种空虚感。

　　要重复我对妈妈说的话，让我觉得又羞耻又害怕，我迟疑了好长的时间。

　　弗兰克斯博士等着我继续，过了一会，他问道：“很让人心烦，说不出口是吗？”

　　“我愿意做任何事情来抹掉我曾经说的话，我不想告诉你我说了什么，因为这只会让我感觉那更真实了。”我回答道，开始出汗。

　　“关于真实，能再多说一点吗？”他问。

　　“只是去想那句话就让我充满内疚，我一点都不想去回忆，我以前一想到那些就会一直有很不舒服的感觉。”我回答道，我的胃一边搅动一边充满空虚感。

　　“如果你谈论这个，你害怕会有些事情发生，是这样吗？”

　　“我不怕任何事情发生，我只是觉得充满内疚，真希望去死，也不想活着发现自己真说了那些话，做任何事情都挽回不了了。如果割了我的舌头能够让我挽回那句话，我真的会那么做的。每次妈妈变得抑郁了，我就会想她生病都是我的错，都是因为我所说的那些话。这件事以前我从没有告诉过其他人。”我用手捂住眼睛，仿佛这样就可以远离那件事情。

　　“是对什么内疚呢？”他问。

　　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不断改变坐姿，仿佛这样就能找到一个让我感觉好些的回答。但当我发现没有什么方法可能让我避免那种痛苦时，我知道我表述这件事情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和盘托出。

　　“有一次我对妈妈太生气了，于是我对她说，‘我希望世界上从来没有妈妈这种东西’。”我心跳加速，感觉到自己的内心死了一般。

　　“关于这种内疚感让人无法忍受，能多说一点吗？”他问，一点也看不出惊讶或批评的迹象。

　　我被他的问题给问晕了，呆呆地坐了一会儿。“我试试看，”我回答，“但是在我试试看之前，我要告诉你，对于你刚才的行为我有一点不理解。”

　　还没有等我开始详细叙述，他就问道：“你发现什么让你觉得不能理解？”

　　我睁大眼睛瞪着他。“当我告诉你我对妈妈说的话的时候，你甚至都没有一点退缩，当你问我是什么让内疚如此让人难以忍受，好像这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听上去你能理解为什么我如此充满内疚，但你又认为那并不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

　　“什么是‘理所当然的’？”他问。

　　“我不知道，”我说，一边摇着头，“对于我所说的我一直充满内疚，这好像是回顾这件事情唯一应该有的感受，不可能有其他的感受了，但你让这件事情看上去应该还有其他更多的感受，但我真的不知道那是什么。”

　　“好，让我们看看现在你的心里出现了什么？”弗兰克斯医生问。

　　因为对自己将要说的话感到不安，我在椅子上扭来扭去让自己找到一个舒服一点的位置。“这只是从逻辑的角度推出来的，并不能改变我的感受。妈妈对我说的话的反应就好像任何感性的父母能够理解他们不开心的小孩所说的话，但令我困惑的是即使这样也不能让我远离内疚，因为我感觉我所说的话是世界上最糟糕最差劲的To我再也不能挽回了，我一次次地告诉她，以后我也会继续说：‘妈妈，对于我所说的话我真是感到非常对不起。’但不管我对此有多抱歉，不管她有多安慰我，就像她一直做的那样，我还是不能撤回我所说的了。我的内疚和恐惧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我晃着头，又一次感受到占据我一生的痛苦和无助。“后来我知道在我5岁之前，妈妈已经很抑郁了，也许正是她那种很糟糕的状态让我产生内疚，但我不是很确信，我只知道对于我所说的话自己是如此的愧疚。”我又一次晃着自己的脑袋，希望把那种难受的感受晃远些。

　　“你说，当你的‘内疚和恐惧’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弗兰克斯医生问。

　　“从此那种感受就没有离开过我。开始我是为伤害了妈妈而害怕，然后我开始埋怨自己一直让妈妈那么伤心而哭泣，然后当我想起毛瑞斯出生时，发生在妈妈身上的一些事情……”

　　当我尝试说出毛瑞斯出生时我记得的一些事情时，一种冲击性的感受占据了我。

　　“你停下来了，是不是当你想到毛瑞斯出生时，发现有些事情发生在妈妈身上了？”弗兰克斯医生询问着，他温柔的语气显示着我的表达困难重重。

　　几分钟的沉默后，我继续：“她差点死了。我亲眼看到的。现在还历历在目。我5岁生日之后的两个月，毛瑞斯在家里出生，当时贝蒂在家等着上学，那个时候她和我正蹲在前门草坪，我们都在猜测家里在发生什么事情。几个邻居家的女人突然惊叫起来，贝蒂和我知道妈妈出事了，就算是站在外面，我们也能听到妈妈巨大的声响，我们都很害怕，担心其他人正在对妈妈做一些可怕的事。”

　　“突然我害怕极了，我不能在外面待着，我得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我从几个女人的身边冲了进去，她们硬是不让我进去，我当时想我看不到妈妈了。我冲进去后，看到她的脸肿胀得厉害，爸爸后来都说：‘大得都像一幢房子了。’一开始我没认出她是妈妈，不过我看到的已经足够让自己害怕不已了。妈妈一阵痉挛，发出很深、很可怕的呻吟。医生在一边急切地呼叫着：‘给我个衣服夹子或者调羹，我得把她舌头往下拉，不然她会噎着窒息的。’我太害怕了，不知道该做什么。直到毛瑞斯出生了，我才清醒过来，意识到妈妈差点死于尿毒症。

　　我想到当时妈妈差点死掉，在咨询室，我又沉默了几分钟。

　　“看到妈妈当时那副样子，听到医生的呼救声，这一切都让我害怕我将永远失去她了，我将永远永远看不到她了。如果她真的死了，我知道部分是由我造成的。”

　　当记起这些往事时，我深深地陷入悲哀，充满绝望，整个人仿佛都碎了，似乎单是回忆就能让这些恐怖的事情在我面前重新发生一次，而我又回到了5岁。

　　我需要几分钟让自己从无望的感受中摆脱出来，找到一些力量来告诉弗兰克斯医生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第二天大人允许我进去看望妈妈，我觉得好受多了，开心起来。当我俯下身去亲妈妈时，我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她的身上，以至于妈妈说:‘当心小宝宝！’我才发现毛瑞斯与我在同一侧，靠在妈妈身边，所以妈妈担心我会不小心压到毛瑞斯。我被弄得不知所措，因为我当时关心的只是妈妈，就我当时能记得的是，我并没有意识到一个新生的小婴儿是这件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这件事留给我一种怪诞、可怕的感觉。从小到大，我对卧室的印象一直很好。医生称之为‘分娩房’，因为他就是在那里接生了我和贝蒂，妈妈爸爸谈到这个的时候也是笑呵呵的。但是自从妈妈差点在那里死去之后，就感觉这间房间阴暗而可怕，好像有鬼怪出没一样。”

　　弗兰克斯医生瞥了一下钟，我意识到我们的时间到了。我站起来，堆出一个很马虎的微笑，感觉有点失望，说道：“每次时间都过得那么快，在不该停的时候停下来了。但是我们可以等到下次时间再谈，下次见。”我们互相点头告别，然后我就离开了。

　　接下来的一次咨询，一坐下我就开始说：“上一次结束时我想说的是，妈妈差点死掉的事情发生在我向她吼：‘我希望世界上从来没有妈妈这种东西。’之前没多久，所以那些事件好像都交织在一起了。我知道我那么说了之后，妈妈很难过，痛哭了一场，然后我就生活在恐惧中，一直担心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在她身上，我会失去她。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意识到她的状态并不好，我要做些事情让她感觉好些，同时也是安慰我自己她一切都好。”

　　弗兰克斯医生说：“当你对她吼的时候，你开始感觉到内疚和恐惧，但这没有干扰到她，而你的吼叫和她差点死去又是如此紧挨着，让我们看看，关于这些内疚和恐惧感怎么会那么有力量，我们能不能发现更多的一些东西？”他问。

　　在最初的惊呆之后，我感觉到他问题中的暗示给了我一些希望，我从他的话语中开始感到放松。第一次，对于紧紧抓住我的恐惧和内疚，我有了一种新的——我以前从来不知道的理解方式。

　　“我从来没有问过自己这种问题，”我回答道：“因为我老是假设正是我的话导致自己充满内疚和恐惧感，并且害怕失去妈妈。但是你的意思是这些感受也许另有缘由？”

　　弗兰克斯医生点着头，“你刚才说当妈妈快死的时候你感到非常的内疚和恐惧，如果她真的死了，必定是你造成的。其实你在对妈妈吼之前，已经带有这种感觉了。”

　　（未完待续，关注书虫子，做思想体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