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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陆VS台湾 ??

　　在北京乘出租车去机场，正逢庆祝香港回归。司机打听到我是英国人后，马上关切地询问：“香港回归中国，你们英国人特别难过吧。”我说：“我与香港完全没关系，对于香港回归中国有什么可难过的呢。”这位司机与那些天无数问过我同样问题的中国人一样，显露出不理解的神情来。追问道：“不难过？你们大英帝国的殖民地盘又少了一块，做为英国臣民，你难道对自己的祖国'丧失领土’没有爱国意识。”

　　从香港转机来到台北，大陆的出租车到了台湾就变得叫计程车了。计程车内恰好扬出电台播放的香港回归新闻，我琢磨着台北的计程车司机是否也感兴趣我的“英国心”，但半个小时后车子进入市中心，司机也没测试我的“爱国立场”。一路上，他忙着向我打听的是：“大陆的女孩子漂不漂亮”，“北京烤鸭好不好吃”。

　　文化 ??

　　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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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陆普通话VS台湾国语

　　台湾人与大陆人一样喜欢称洋人为老外。不像香港人贬称西方女人为“鬼妹”，西方男人为“鬼佬”，令西方人抱怨受到了种族歧视。大陆的普通话台湾人叫做 “国语”，两岸半个世纪的隔离，使得原本同根的中华民族间的语言已发生了一些地域性差别。刚到台北当晚，进餐厅要了土豆端过来的却是花生米，原来台湾的土豆就是花生，而大陆的土豆(马铃薯)在台湾称其为洋芋。大陆人口中的“不知道”，台湾人说出来就变成为“不晓得”。大陆人的秋裤移到台湾居然摇身成卫生裤，大陆人穿秋裤顾名思义秋天来了，不知台湾人穿上卫生裤是否意味着清洁身体。

　　翻开台湾《中央日报》头版横幅的标题是：“国民党、行政院开会检讨。”我起初惊异国民党、行政院犯了什么重大失误，以致于公开向人民谢罪。因为在北京学汉语时，所谓检讨的涵义，是反省和认错自己所犯的错误。后来请教台湾朋友才明白，台湾“检讨”的用意相当于大陆的“总结”。去中国之前，外国人必须先操练好几句中文关键词，首当其冲的是得学会说“厕所在哪里？”。走上台北街头，厕所演变为“化妆室”，有“男化妆室”和“女化妆室”。在大陆化妆室那是剧场后台演员涂脂抹粉之处。台北一间酒楼里，男化妆间门外形象地标着“观瀑楼”，女化妆间则被创意为“听雨轩”。

　　大陆的“单位”极具其社会形态特色，单位的涵义广泛行同于一个小小的独立社会。一个职工他不仅仅在所属的单位里工作，单位还负责其住房、孩子入托等等私事，一个人一旦被划归进一个单位，这位的日常生活乃至前途命运，就都与自己的单位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了。当来大陆观光的台湾人，听到大陆领导训斥下属时问：“你眼里还有单位吗？”台湾人误以为对方是个度量衡盲，有眼不识公斤、公里计量单位。台湾人寒暄打招呼的客套是：“您在哪里高就呀？”台湾人没有单位，无论是扫大街亦或大学教授都是“高就”。在大陆常听见赞赏一个人“道德品质优良”。然而台湾人评论人时不论“品质”而是论“质量”，比如“这个人修养质量太差”。质量在大陆是评价货物时才用的词汇，常说这件电器质量太差了，等等。对于大陆人来说，一个人何以能质量差呢？驴唇不对马嘴嘛。不过当我照着大陆的用法对台湾人抱怨：“这件外套质量太差”时，台湾人就犯晕了，“一件衣服岂会缺少道德？”

　　大陆人动辄就说的“搞”字，搞运动、搞卫生、搞对象等等，到了台湾便万万不可乱讲 “搞”字，因这是个贬义词，意思是“搞女人”或者“乱搞”，最常用的还有责怪对方“你有没有搞错”。初到台北时我问人家“你搞什么工作？”对方诧异地呆愣半晌后，接着笑得前仰后栽的，台湾人只听说过“你搞的是什么样的女人”，跟工作如何个搞法？大陆人通常称自己的配偶为“爱人”，台湾人将情人才呼做“爱人”。台湾人听大陆朋友介绍自己的太太时说：“这是我的爱人。” 台湾兄闻后立马吓呆了，感叹如今大陆开放地不得了，地下情人都能光明正大地介绍给熟人。接着大陆朋友进一步夸赞说：“我的爱人下海了。”这更令台湾人惊得几乎晕厥，什么？他的情人下海当妓女了。台湾人不懂大陆商潮滚滚下的新名词，“下海”即意味着独立经商。不过台湾女人将丈夫称为“外子”，我初时就没闹明白，还傻傻地上赶着追问：“外子是您的哪个儿子呀？”惹得台湾人笑掉大牙。台湾人习惯用男生、女生的称呼，不像大陆一概为男士、女士。刚落脚台北时我听不顺耳，都40、50岁的男人、女人啦，也酸溜溜地来上一句“人家女生”。而我脱口的北京话“那小妞”，台湾人当即笑开了心，称我是个“假京片子”。我在台湾呆了一年后回北京时，北京朋友又骂我：“你出了什么毛病，你这一开口就跟'穷聊阿姨’(琼瑶)的肥皂剧人物似的娘娘腔。”

　　台湾有一则精彩的大陆简体字段子。三八妇女节这天，几十位妇女人权活动家高举着“反对一国两妻”的横幅，游行至台北“总统府”前示威，要求政府惩治在大陆包二奶的台商。台商在大陆包二奶的各类飞短流长，扰得留守台湾的原配忧心忡忡。其中广为流传的一则是，若台商在大陆嫖娼或包二奶被公安活捉后，大陆官方会惩罚性地在其台湾护照上盖上“淫虫”的黑戳。“淫虫”台商惶恐回台后无法向家里交代，于是灵机一动便在“淫虫”二字中间加盖一个“火”字，就变成为“淫火虫”。待到进家门后，太太盘查护照上何以会有“淫火虫”官印，早有备而来的台商便振振有辞地辩解：“那是在大陆观赏萤火虫表演的纪念章。”太太疑团重重地追问：“咦，这怎么是'淫’不是'萤’呀？”台商立即尖着嗓门滚瓜烂熟地背诵道：“看，你少见多怪了不是。这就是大陆的简体字嘛，这次长见识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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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半中半洋的谈吐最时髦

　　我在北京留学时，老师指着大陆版的中国地图，将其形容为一只“大雄鸡”。而台湾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绘制的大中国版图，一直坚持将外蒙古包括在内，始终不承认外蒙是个独立国家，并斥责是苏俄分裂中国的阴谋。台湾的中国地图因有外蒙在内，故老师教导学生时就将中国的地理形容为“秋海棠”形状，将大陆版的中国地图叫做“老母鸡”。自台湾扁政府上台后开始承认外蒙独立了数十年的现实，新近印制的中国地图才变成了“老母鸡”。由于世界上与台湾有正式官方外交关系的国家既少又小，这令台湾人伤感。比如台湾人会自嘲 地问：“你知道巴拉圭是什么国家？马拉威在哪里吗？”又因台湾政府斥巨款资助这几个弹丸穷国，故称为“银弹邦交”。

　　台湾岛英语热，大部分幼稚园独尊英语，标榜“No Chinese”的学习环境，若幼儿不小心吐出来母语，老师会批评其“Bad Girl(坏女孩)”、“Bad Boy(坏男孩)”。电视上的主持人更身先市民地显耀自己多么国际化，迫不及待地表演其中文之糟糕，每句台词里总带上几个英文词汇。顺口就爱说 “Anyway(无论如何)”，要不就是“我有一个Appointment......(约会)”。难道中文里连“无论如何”、“约会”如此简单的词汇都没有，非得借助英文来补救。这种不伦不类、半中半英的句式却风行一时，主播嘴里嘣出来的英文词汇越多意味着越成功越得意，有时一句话里仅剩下几个中文词点缀期间。诸如“今天下午我去喝Afternoon tea，非常地Relax，你也应该去Try Try，ReallyWonderful，多喝茶才能更Fit。”笑过后，我觉得我的中文都比主持人溜，不至于如此支离破碎、惨不忍听。刚踏上台北时我曾决心每天与中国人只说中文，但一出家门即发现这个愿望难于上青天。即使站在公车上，身旁的台湾人见我一介金发碧眼，便主动凑过来操练起他们的英语。去餐厅、咖啡馆也别想清静，女侍会兴冲冲地跑过来与我聊英语，或好学不倦地捧着本《英语语法》课本，抓紧机会向我咨询为什么这个词前要加THE，那个词则不用。与台湾朋友相处与其说聊天，更准确地说是一场语言对抗大战。常常我刚用汉语开了个头，对方已抢着吐出来一长串的英语，然后我好不容易钻空子冒上句中文，人家又不依不饶地来了大段英语，接着我便再难瞄准机会讲中文了。于是我只得投降服输，乖乖地当起对方的英语陪练。

　　许多台湾年青人都有英文名字，即使中国朋友间也互相称呼苏菲、麦克什么的洋名。上回参加伦敦中国城的春节联谊会，一家台湾移民上至70多岁的祖父母，下至倒在襁褓中酣睡的婴儿，无一例外个个拥有洋名。洋人没有中国人那般敬老的习俗，只要不是自己的亲妈，任何外人，不管人家是多么庄重年龄的长者都直呼其名。一洋女人热情地搭讪安娜老太太要不要饮料，老人家始终没反应。于是我只得拉了拉老太太的胳膊，用汉语说：“人家跟您说话呢。”还是安娜的渥伦斯基一旁啼笑皆非地替自己老伴解围道：“嗨！都是小字辈硬给我们开什么洋荤。尽让我们出洋相丢人现眼。”我询问老人家贵姓，他说姓司马，就是司马相如的司马。我扭过头来对那洋女人介绍说：“这是司马先生、司马太太。”并给她讲司马相如的故事，告诉她这个姓都姓了两千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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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陆人台湾人都注重亲情

　　在大陆若我主动为身旁的女士拎包，大陆小姐通常会现出对男士献殷勤的不习惯，客气地拒绝：“自己的东西自己提，又不重。”台湾小姐对于身旁男生上赶着为自己效劳，则认为是天经地义，个个都立即笑嘻嘻地接收我的绅士服务。只有一次我“抢”小姐的锟包时挨了骂，怒目相斥的是位加拿大小姐，当她见我习惯成自然地伸手拽其包时，她嚷嚷道：“你这是干什么？我自己的东西干吗要你来管。”这是位男女平等的积极分子。

　　我刚到台北时觉得与大陆差别不大，街上都是一样的中国风情，过了几星期后逐渐感悟到与大陆的不同处。最大的不同就是台湾比较富裕，这不仅仅是与大陆比较而言的富裕，而是如西方一般，典型中产阶级占人口多数的富裕社会，贫富差别不是很大。不像大陆，社会上触目惊心的贫富悬殊，已被列入世界上社会财富分配最不公平的前十名国家之一。与一般台湾百姓聊天，许多人都表示经常出国旅游度假，有车族相当普遍。不过有一点台湾与大陆一样，就是两岸人常常问我的第一个问题都是：“你是哪里人。”当我回答英国人后，台湾人往往回应说：“阿，英国。我去伦敦、爱丁堡旅游过。”或者表示他们的孩子、兄弟姐妹什么亲友在那边读书。不像大陆人一提到英国，他们最普遍的话题是：“曼彻斯特、纽卡斯尔足球联队，都在电视上看过了。”接着便兴致勃勃地侃起欧文、贝克汉姆等球星。当然无论大陆人还是台湾人，听说我是英国人时，都马上一致地夸赞：“阿！英国绅士。”若我问：“为什么这么说？”海峡两岸的中国人皆对我这个笨问题颇感意外，磨蹭片刻后嘟囔：“本来就是这样嘛。”于是我便笑起来幽他们一默：“对，记住，英国每一个男人都是地道的绅士。”

　　西方人在中国大陆生活，最普遍的抱怨是被逼“享受”高出中国人数倍的“老外价格”。“宰老外理所当然”，已成为不少个体商贩的“至理名言”。在大陆领教过一次理直气壮的宰老外经历。那是在西部乘长途汽车，上车后司机对我们说：“嘿，老外每人付30块钱。”我问：“为什么我们要比中国人贵三倍。” 司机瞪起眼睛喊道：“你们从西方来，而这些当地人做梦也不敢梦出国，他们连宁夏都没出过。你们洋人比中国人有钱，所以卖你们肯定要比当地人贵。中国政府倡导扶贫，这叫希望工程，你们老外既然来到我们家乡，就得有所贡献。”在司机慷慨激昂的演说下，四位老外只得顺服地掏腰包。在大陆，老外每次去自由市场购物都得唇枪舌剑地杀价，真的感觉好烦、好辛苦。反观台湾老外购物就轻松多了，市场上一律明码实价、童叟无欺，体现了成熟商业社会的景象。这可能因台湾民众将老外看得较平淡没有这个老外来自富裕的西方，腰包肯定比我们鼓的概念。更因为小康起来的台湾人，已不在乎“敲榨”老外这点油水了，这也应验了中国古语 “衣食足而知荣辱”。

　　中国人传统助人为乐的友善，两岸人都表现出同样的风范。一次在去新疆的火车上我感冒了，旁边一对素不相识的中国夫妇见我一个劲地咳嗽，忙从行李里翻出来中药给我吃。感动之余也令我分外吃惊，在英国若遇同样的情况，恐怕不会有路人无微不至地如家人一般问寒问暖，在英国人看来那是你自己的私事。不久我在哈密火车站换车时，一位中年人过来与我聊天，搭讪了几句话后，他说：“你在这等一下，我五分钟就回来。”不一会儿，那人提着一大塑料袋的水果饮料返回来，坚持塞到我手里。我惊惶失措地推辞着，他却解释说：“那个小铺的老板是我的朋友，我说这有个外国人正在等车，老板就让我拿了这些东西送给你路上吃。” 这令我体验到当地百姓欢迎外人来自己家乡游览的好客情怀。

　　在台湾也遇到过同样的感人经验。与朋友去台南旅行，我们本找了间小旅店投宿，但身旁朋友的朋友的大姨闻讯赶来看望我们后，这位非亲非故的大姨，便死活拖着我俩上她家落脚。在她家白吃白住了三天，每天大姨都做为导游领我们外出游玩，请我们上酒楼吃饭她也总争来争去地买单，典型的中国传统古道热肠。我向她道谢时，她总摆摆手说：“谢什么呀。你们是远道来的客人嘛。”临别的早上，她还买了许多水果点心让我们带上。一介素昧平生者对我如此关心照顾，这在其他国家从未体验过，中国人的亲情了不起。九二一地震发生时，我搂着当时的台湾女友躲到桌子底下。事后她竟然问我：“你为什么不自己跑掉，反而拉着我一起躲在房间里。”我感动得差点落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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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爱说：“外国人就是这样 ”

　　台北街头午夜时分，一个西方男人酒后撒野，满街大喊大叫、乱闯乱撞声称自己丢了一只鞋。两位夜巡警察赶到后携此老外回了警察局。一只鞋事件，次日清晨即成为报纸的花边新闻。台湾人对此议论纷纷：“老外就是这样，一喝醉酒就满街惹事生非、丢人现眼。”一竿子打落一船人，将所有的老外都一齐骂了。台湾人与大陆人习惯一样，喜欢顺嘴就来“外国人怎样......”，或者“外国人就是这样的......”。将所有高鼻子的白种人定了性划成一类。在英国通常我们不会说外国人是怎么怎么样的，而会说外国人好像没有英国人的这一 习惯。这种说法的特点在于强调英国人特殊的地方，从而避免唐突地一概而论英国人以外的“外国人”。举个例子，我们常说英国人是欧美人中最喜欢喝茶的民族，其他欧美人则比较倾向于喝咖啡。有次我告诉台湾朋友将要外出旅游。他们马上集体感叹说：“就是，外国人都喜欢度假旅游，一到周末全都离家。”再次将我的个人行为概括为所有外国人的习惯。我当即逗趣地回应他们：“闹了半天，除了中国人之外的全世界'外国人’，周末都不得在家里呆着。这是不是中国人给非中国人定下的规矩。”对于中国人动不动就下结论“西方人如何......，白人如何......，”有时我也故意追问：“你的意思是说，除了十几亿中国人以外，地球上其他所有不同民族都只是一介'外国人’”。为此我常纠正中国人说：“实际上西方世界里，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的民族性都大为迥异。比如，英国人就坚决反对将他们与德国人、荷兰人相提并论。就如中国人不同意将自己与日本人、韩国人等同起来，是一个道理。”

　　我感兴趣地与台湾人探讨中国人这一概念。他们回答，这是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根深蒂固的地域观念，古代中国概称四邻为夷狄番邦。十多年前的台湾，你是哪里人非敏感，外省人(指随国民党政府迁移到台湾的大陆人)、本省人(指台湾本土居民)是不同的两个阵营。以当今来说，陈水扁的支持者大都是台湾本省人，亲民党、国民党的拥戴者大都是外省人。另外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两岸的中国人还喜欢对我的血统刨根问底：“你是纯正的英国人吗？你有没有其他血统？”或者“你是日耳曼民族吗？”这个问题令老外不知所措。特别是问一个人是不是日耳曼人，让欧洲人怀疑为纳粹种族论、血统论狂。每当我据实招来说“我们都是杂种人”时，便惹得中国人哈哈大笑。在西方种族问题是个敏感话题。当年菲利普亲王随女王访问中国时，对一个英国留学生开玩笑说：“你在中国学习汉语呆的时间长了，你的眼睛将会变成中国人一样的眯缝眼。”第二天英国媒体便强烈抨击女王夫婿言谈失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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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体”等于“集体”的候群心态

　　中国人的集体候群意识尤其强烈。琚美凤情色光碟风波后，有台湾人投书媒体怒火中烧地斥责其“将全台湾人的脸都丢尽了。”对于琚女到东南亚开演唱会，有市民致政府公开信提议：“应以妨害风化的理由拒绝她出国。以免这个不知羞耻的民族败类，到国际上去宣扬台湾的丑史，令台湾在全世界丢人现眼。”这种论调令西方人很惊异不解。一个女孩子的私人风流韵事，何以使全体台湾人的脸都为此丢尽了？她的个人行为怎就夸大成整个台湾的丑史？无独有偶，华人居多数的新加坡，也曾有位女子行为艺术家公开与一万名男子造爱，她 称其为一场“身体科学试验”。为此，新加坡人也高调责骂她是“国耻”。这显示出华人强调集体而蔑视个体的思维逻辑，“个体”等同于“集体”这样逻辑混淆，也体现了缺乏民族自信的自卑心态。西方是以个人为原则的社会，一个人的行为只为他自己负责，中文里不是也有 “一人做事，一人当”的俗语吗。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好莱坞影星简方达，跑到当时与美国酣战的北越访问，激情澎湃地站在坦克车上发表反战演讲。美国人的评论是“个人浪漫主义行为。”克林顿的性丑闻要比琚女轰轰烈烈得多，但美国人只是谴责元首的个人“下半身”操守欠佳，是其政治生涯的污点。绝不会有美国人认同克林顿的丑闻就是美国的“国耻”，或由此“将美国人的脸都丢尽了”。若外人将克氏的丑闻概括为全体美国的丑闻，相信美国人一定会跟你急，他们本来正急扯白脸地将克氏个人的失当，与国家和人民划清界限。

　　集体意识高于个体的思维之下，使得台湾人的个人隐私就得不到保障。台北电视新闻有则消息，一个六岁男孩的父亲被黑社会杀害。案发后的次日清早，大群报刊、电视台的记者蜂拥到男孩家里，画面上十多位手持麦克的记者你争我夺地抢着问：“你的爸爸被杀，你有什么感觉？”六岁童捂着脸哭天摸泪道：“我要爸爸。”这样的采访方式在英国是严禁的，因为这等于再次伤害了受难者的身心。通常英国媒体记者会站在案发现场进行直播，绝不会闯进受害者家里，更不会残忍地质问幼儿失去父亲的心情。台湾电视上也常看到车祸后、地震后医院病房里受难者的惨痛画面。这在英国也是不可能的，任何媒体都禁止骚扰受难者的医疗，拒绝拍摄受难者也是基于保护个人隐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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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家妇女，岂能嫁洋老公

　　在大陆，若一个老外男人与一个中国女孩一起逛街，许多百姓会认为她找了个外国男友或丈夫。但到了台北，我的一位英国朋友与其华人太太晚上打计程车，司机对华人太太劈头就说：“看，这些老外晚上就是喜欢带中国女孩一起外出消遣。”太太忙解释：“这是我先生，我们是夫妻。”那司机居然不相信地说：“小姐，你开什么国际玩笑。这老外肯定是你们公司的客户。”于是这位太太决定每次乘计程车时故意试探一下，就此观察台湾百姓如何看待一介中国女孩与老外相处。结果每每都发现，计程车司机不是认为她是身旁老外的秘书 ，就是当这老外是她公司的客户。不只一位司机叹其辛苦：“这么晚老板还迫你加班，陪西洋客户吃晚饭搞公关。”再有些想象力的人就说：“老外是小姐在国外留学时认识的房东或朋友吧。”庆幸的是，从没遇到一位将她看成风尘女子。

　　一晚她与西洋老公踏进台北酒吧，那条酒吧街50、60、70年代曾十分红火，驻扎台北的美军夜晚常来此消遣。酒吧女主人陪客尤其殷勤，她会端着杯啤酒坐在客人中间搭讪。照理说，这般生意场上的交际花应经验老道、眼光毒辣，对上门客人的身份，她扫一眼心中便有数了。大陆朋友呼她们“阿庆嫂”，“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当这对中外夫妇与一位华人男士落座后，“阿庆嫂”过来与他们攀谈了二十多分钟。华人太太才明白，老板娘误以为她与华人男士是一对夫妻，老外则是他们夫妇的朋友或业务伙伴。于是华人太太好奇地咨询：“为何你会看走了眼呢？”“阿庆嫂”答：“说不清为什么。一般说来，还是猜测中国女人的丈夫是位中国男士比较保险吧。若我一开口就认定你是洋人的太太，万一乱点了鸳鸯谱，岂不开罪客人了吗？”

　　临离开台北前一天，这位太太参观龙山寺时，庙门外一位四代真传的坐堂高人为善男信女批八字。她决意测测面相师的火眼金睛是否能道破她与洋丈夫的夫妻相，于是她携洋夫趋前要求给自己的婚姻算一卦。相面师傅煞有介事地对其婚姻古往今来念念有词一番后，居然一口咬定身旁的洋人是她公司的生意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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