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安平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艰辛历程中，中共各级组织深入敌后领导开展反抗日伪统治斗争，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八一电影制片厂于1963年拍摄完成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就是一部反映党的地下工作者在华北敌占区进行内线策反的影片，生动再现了尖锐激烈、曲折复杂的斗争情景，成功塑造了地下工作者机智勇敢、前赴后继的英雄形象，热情讴歌崇高革命气节和坚定斗争精神，具有波澜起伏、引人入胜的艺术特色。

不谋而合拟拍

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系根据同名长篇小说改编拍摄，原著具有自叙传式创作特征。作者李英儒(1914—1989 )，河北保定清苑县人，1937年高中毕业投身革命，在晋察冀边区冀中一带参与地方工作，1938年参加八路军，做过编辑、记者和军事指挥员，1940年起开始在边区地方刊物发表短篇小说和诗歌。1942年日军发动冀中“五一大扫荡”后，李英儒被派至敌伪河北省省会保定市从事地下工作，深入敌伪军中进行分化瓦解，组织工人、学生和市民与敌伪斗争。1946年任华北军区政治部科长，后任华北局联络部处长。全国解放后，先调任天津某医院政委兼党委书记，从1953年起从事部队文化工作，先后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宣传部副部长，兼事业余创作。继长篇小说《战斗在滹沱河上》于1954年问世之后，自1955年起又开始《野火春风斗古城》的创作，历时三年半完成。初刊于《收获》1958年第6期，同年11月出版单行本。小说以其自身生活和斗争经历为素材，反映1942年底至1943年初这一抗战最艰苦年代，日军在冀中平原发动“五一大扫荡”后，晋察冀根据地活动回旋地区相对缩小，为了度过艰苦阶段迎接新胜利，党号召“向敌后的敌后进军”，在大量组织武工队同时，派遣一批干部深入平、津、保、石等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开展地下工作。书中的主人公─—团政委兼县委书记杨晓冬，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打入华北敌占区一个古老省城保定，同貌似强大的敌伪汉奸和特务展开艰苦卓绝、惊心动魄的地下斗争。他团结依靠银环、韩燕来、小燕、周大伯等基本力量，争取、利用像苗先生那样社会关系，对敌伪势力利用矛盾分化瓦解，在一系列细致工作和艰苦斗争中，杨晓冬母亲、银环姐姐金环相继壮烈牺牲，小说最后以伪团长关敬陶率部起义结束。由于作者艺术概括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见闻感受，作品具有十分强烈的生活实感，敌占区古老省城恐怖而动荡的局势，喧嚣而又凄清的生活，同地下工作者们的紧张斗争和乐观精神交织辉映，成功塑造了一系列有血有肉、生动逼真的形象，揭示了抗日战争中另一条战线上复杂、尖锐和激烈的斗争，颂扬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可以战胜任何敌人的伟大力量，是建国以来反映党的地下斗争的优秀之作。

正像此类获誉“红色经典”的“革命英雄传奇”创作，因题材独特、故事生动和人物鲜明，深受读者欢迎，社会影响广泛，成为转换其他艺术形式的重要资源，尤为最富形象性与群众性的电影所青睐，同期诞生的《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红旗谱》《林海雪原》等，其时已经或正在被改编拍摄影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亦开始迈向银幕历程。原作者李英儒亲自操持，与总后政治部宣传部的李天合作，于1959年5月将它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北京电影制片厂获悉后，捷足先登刊发于该厂所办《电影创作》，准备拍成影片。

◆李英儒

与此同时，小说亦被专事军事题材的八一电影制片厂看上。该片导演严寄洲曾回顾：“这部深受国内外广大读者喜爱的畅销书，出书前先在《北京晚报》连载。王府井拉洋车的师傅生意也不做了，就守着报摊等着报纸来，先睹为快。小饭馆里，街头上，走到哪儿都听见人们在议论这部小说。虽然家里订着《北京晚报》，为了先睹为快，我进城办事仍要买一张，边走边看。一张报纸四版，两分钱，连载的每个字我都不放过。《野火春风斗古城》的情节惊险曲折，语言是河北地方语言，真是太好看了！出书后我马上买书，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我决定把它拍成电影。”他还说：“抗战初期，我在上海曾经参加党领导的地下工作，之后，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我又参加过敌后武工队的工作，因之对书中的人和事有着切身的感受和体会，心中萌生了一定要争取把小说搬上银幕的创作冲动。”在片中同时饰演金环与银环的王晓棠亦回忆说：“那时我正在严导手下拍《海鹰》，看到《野火春风斗古城》的小说，我连夜看，爱不释手。几个女同志住一间屋，怕影响别人休息，我就到走廊上看，一直看到深夜。当时我想，这要是拍成电影就好了。”

促成八一厂正式决定改编拍摄《野火春风斗古城》，是1961年6月周恩来在全国文艺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尊重文艺创作规律，鼓励创作出更受广大人民欢迎的作品，激发了电影创作探索创新热潮。经解放军总政治部协调，部队作家写部队作品自己拍摄，北影同意此片由八一厂拍摄。与会的八一厂厂长陈播指派同在会上的严寄洲牵头编导，而且商议借鉴左翼电影时期拍摄的《姊妹花》《生死同心》影片，分别由胡蝶、袁牧之一人演两个角色，金环、银环两个角色由同一演员饰演，严寄洲遂在先行执导的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创作演出的《我是一个兵》中进行尝试，由张良一人主演孪生兄弟，影片完成后改名为《哥俩好》很受观众欢迎，为之积累了经验。

独辟蹊径改编

一年后，严寄洲拍完《哥俩好》，马上筹备《野火春风斗古城》，首先着手打造剧本。先前李英儒与李天自行改编的本子，仍保留固有框架，实为小说缩写，与电影容量及要求不甚适应，况且作者此后又听取多方意见，对原小说作了修改，除对偶然与巧合内容作了改正，还正面添加了一些情节，使地下斗争有了复线，有些不妥的爱情纠葛亦加以修订，主题更趋鲜明突出，人物形象更加真实可信，此番改编所依照的就是1962年出版的新修改本。

严寄洲偕李英儒、李天专程来到当时还是河北省会的保定，这里是故事的发生地，当年李英儒就在此做地下工作。他领着走访了自己亲身经历并写入小说的各个地点，如曾藏身的医院、经常出入的街道、接头吃包子的小铺等，让严寄洲等人有了深入体验和感性认识，随之在回忆与激情之中进入再创作。

◆严寄洲

要将一部长达34万字的长篇小说，压缩改编成一部仅有3万多字的电影剧本并非易事，经反复研究，最后确定从小说盘根错节的复杂情节中，抽出一条贯穿全局的红线，即为了有力配合根据地作战，杨晓冬和金环、银环等地下党员，展开了一场争取和瓦解伪治安军，特别是争取伪团长关敬陶率部起义的工作。以这条行动线为依据，串起小说中与此相关的主要人物与情节，按照电影艺术要求进行必要改动和加工，原著的精华部分不仅得以保留，而且予以最精彩、最鲜明、最有力，并且最合乎银幕适型、表演地再现。剧中围绕精心设置的主要矛盾：我方要争取和瓦解伪军，保卫抗日根据地人民的利益，并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敌方则是加强控制伪军，推行其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并力求限制和消灭我地下活动，双方之间展开一系列尖锐、复杂、曲折的斗争，通过一波三折的起伏情节和迴环相扣的激烈冲突，杨晓冬的坚毅干练，杨母、金环的义无反顾，银环的质朴聪慧，关敬陶的艰难反正，以及伪军司令高大成的凶横暴戾、日本顾问多田的阴险狡诈等，都得到生动、有力刻画，从而表明我党我军在抗战时期对伪军政策及策略的正确，体现地下斗争的艰苦性和复杂性，展示地下工作者机智灵活的斗争艺术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当初接受改编任务，曾有同行向严寄洲建议，“完全可以拍成一部超越《英雄虎胆》的惊险样式影片，那样卖座率一定很高”，他认真考虑感到不妥，认为这部电影不是以曲折离奇见长，不是以惊心动魄取胜，而是主要写“人”，写人的遭遇和命运，应该是“一部冲突激烈的、爱憎分明的、情节紧张的、具有惊险倾向的正剧”，因而在改编拍摄中，没有渲染离奇，没有夸大惊险，而是用真实和朴素的叙事手法，以粗线条勾勒和工笔画细描再现当年的地下斗争。

为此，影片一方面从特定的“紧张的主线”出发，通过情节铺排、场面调度、镜头运用等，营造与之切合的必要惊险氛围。譬如金环被捕受审突遭与关敬陶对质，内心颇为震惊但未容敌人察觉立即冷静下来，转守为攻坦承认识，旋以历数罪行并怒打耳光，令敌意外而助关过关，继而奋起一跃拔簪刺敌、未成又抓起花瓶砸敌，终被枪杀壮烈牺牲；银环在杨母遭抓悲痛而又焦急情况下，不慎在叛徒面前泄露接头时间地点后，拼命赶去却眼睁睁看到杨晓冬陷入敌手，情节、场面与人物命运攸关，自然牵动观众心弦。又如敌人审讯杨晓冬时声称带人，镜头“神秘”打开一道又一道门，才现出杨母坚强而慈祥的身影，令观众与人物一样充满悬念；杨晓冬在监狱里等待营救脱身，利用风吹灯晃的光影打至脸上忽明忽暗，衬托人物紧张心理，也让观众不禁担心；杨晓冬被救出狱，敌兵疯狂追赶，镜头又故意倾斜，再度造成紧张气氛。

另一方面，则将杨晓冬与银环的爱情关系，作为“浪漫的暗线”加以表现，赋予影片一定抒情色彩。原小说中对此描写是明确而细腻的，改编电影时因值“批判修正主义”，个人情感生活表现呈贬抑之势，严寄洲曾有犹豫与困惑，但最终还是“舍不得把‘爱情’砍个一干二净”，觉得“这部电影里，‘爱情’并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剧情发展不可缺少的一个有机部分”，因而用心良苦以其所谓“曲线救国”方式，运用一枚红心戒指传情达意。它第一次出现在银环至杨母处传递情报，杨母道出戒指系自己结婚所戴，既显示亲切，也包含暗示；第二次出现在杨母被囚之中，将戒指戴在前来探视的银环手上，言明自己什么都不怕，就是挂记儿子婚事，作为愿望托付；第三次出现于杨晓冬获救脱险，银环送还戴在手上的戒指，预示已将并肩战斗、生死相依的两人连在一起；第四次出现在影片结尾，杨晓冬赠送小包作为告别，银环打开发现就是戒指，深情注视其远影。两人爱情从萌意到生成，虽无一句台词，但借助小小戒指却不言而明，层次分明而又自然含蓄，为影片成功地增添了一抹亮丽的情感辅色。

一人两角增辉

1962年11月，该片摄制组正式成立，演员阵容颇为强大。男主角杨晓冬由形象英俊、潇洒，表演自然、真挚的王心刚饰演，其成功扮演过《海鹰》中朝气蓬勃、智勇双全的快艇艇长张敏，《红色娘子军》中胸怀宽广、坚贞不屈的党代表洪常青，在银幕上有一定影响；伪治安团团长关敬陶，按照导演“不能弄成好像是黄埔军校出来的那种洋派头，而应该是土生土长，又要有点气质的地方实力派”要求，选定刚在《林海雪原》中扮演过杨子荣的王润身饰演；杨晓冬母亲的饰演者，外请已由总政话剧团调入北影、擅演农村大娘的陈立中，不仅外形、气质显得朴实、刚强，而且说话总带一点保定地区口音，非常适合角色特征。此外，赵汝平扮演地下党员韩燕来、李壬林扮演伪治安军司令高大成、王孝忠扮演日军顾问多田、张怀志扮演特务兰毛、张亨利扮 演叛徒高自萍等，也都各有特点、恰到好处。

◆《野火春风斗古城》剧照。

最为瞩目的是饰演金环和银环的人选，确立影片以地下党争取策动伪军团长关敬陶起义为中心，作为内外线交通的金环、银环公开行动颇多，戏份也相对较重，尤其是姐妹俩容貌虽相似、性格却有异，而厂长陈播与导演严寄洲确定两个角色由一人饰演，表演难度相当大，到底用哪个演员扮演殊显重要，是影片成败的关键。因《野火春风斗古城》小说影响颇大，同行也纷纷推荐演员，北影的崔嵬主张用刚拍完《青春之歌》正走红的谢芳，上影的谢晋建议用出演过《女篮五号》和《红色娘子军》的向梅，李英儒也看好一个著名的女演员。严寄洲将全国各大电影厂的年轻女演员在脑海中过滤了一遍，最后还是敲定了写剧本时就初步有意的王晓棠，她曾在其导演的《英雄虎胆》《一日千里》《海鹰》中出任主角，很上镜，表演、语言、身段和形象都好，艺术功底深厚，演戏有激情，而且聪明机灵，领会导演的意图深刻，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富于创造性。当严寄洲向王晓棠试探性地提出：“如果请你一个人来演银环和金环，怎么样？”她一听几乎跳起来：“我看小说时非常喜欢这两个人物，请允许我考虑一天，明天答复你。”当天她又重读了这部小说，第二天找到严寄洲说：“如果信得过我，我一定全力完成任务。导演，我认为演金环要演出她的劲儿，演银环要演出她的味儿，是不是这样？”严寄洲欣然认可。

随着深入研读剧本、赴保定深入生活，特别是走访保定解放前7天英勇牺牲的张勃烈士的妻子范素云，王晓棠与大家一样深为革命前辈的优秀品质和高尚情操而感动，对金环、银环这对革命姐妹也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毕竟是在同一创作过程中扮演两个角色，而性格差距又如此之大，任务确实艰巨。为了培养和把握两者的不同气质，王晓棠一遍又一遍反复熟读小说，书中有关姐妹俩的描述能倒背如流，像讲自己的事一样讲出不同的细节。针对自己的性格接近金环，但与银环却有很大差距，她在进行角色准备时集中力量突破银环，让自己生活在银环的世界里，不论是待人接物、开会发言、行止起坐等，都按银环的一举一动去做，尽量柔和些、轻捷些。排戏时根据导演指出的“金环泼辣，却干练不足；银环文静，却给人有城府颇深的印象”，又适量进行微调，在人物的各自基调中，分别揉进深沉、成熟和单纯、稚气成分。她还特地买来小提琴定音器，反复对照练习两个人物不同的音高、音强、音长、音色，界定差异为5度，由此找到各自台词的不同发声及气息方式，坚持每天清晨交替练习，直至能在瞬息之间变换声音，全方位对角色性格特点予以明晰区别。

◆《野火春风斗古城》剧照。

进入拍摄阶段，王晓棠对角色创造非常刻苦并精益求精，经常根据人物发展逻辑，对原有剧情作出补充和修改，得到编导赞赏和采纳，场景、情态和动作等有许多别出心裁的设计。人物的亮相至关重要，剧本中金环的出场是武工队梁队长领着杨晓冬来到一座农家小院，敲门后金环开门。王晓棠感到太一般化了，建议换一种方式，让金环先不呆在屋里，而是藏于院子里树荫掩映的矮墙上。因为知道今晚老家来人，惟恐被敌伪发现而隐身观察，当听到梁队长敲门随着应声“在这里”跳下，这样既符合规定情境所应体现的地下工作警惕性，也突出了人物性格中的精明干练。“姐妹接头”这场戏是银环的首次出场，原来对话很多，王晓棠认为不符合地下工作的要求和电影艺术的特点，经导演同意由其重新设计，只保留“老地方”三个字台词，其余均由姐妹俩靠眼睛来表现。金环发髻上的簪子，原先没有交代它的锋利，后来用它刺杀多田便显突兀，王晓棠提出在游击队扣押教育关敬陶的戏里先用上，由顺手剔灯草到凛然掷桌上，对关厉声斥问“我要你的良心，你有吗？”以特写镜头凸显银簪猛烈颤动寒光闪烁，既强化了这里剧情所需的震慑气氛，又为后面剧情设下有力伏笔。银环救杨母心切无意泄密造成杨晓冬被捕后，原小说只有一句话“燕来把银环推出门外”，王晓棠感到仅这样表现“太简单”，“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两个人应当“有什么冲突”，李英儒认为这个想法很好，严寄洲放手让她去补充，结果衍生出一场被誉为“全片冒火花”的好戏：银环受到燕来严厉责难心如刀割，但是悲痛之中又以党性控制自己，坚决阻挡了燕来的冒险行动，积极提出妥善的营救计划，对刻画人物、渲染气氛起了重要作用。

影片于1963年11月上映，引起巨大轰动，广大观众争相观看，评论界一片赞誉之声。王晓棠一人成功饰演两角，性格对比强烈、感情变化分明，尤为受到各方面关注和好评，著名演员赵丹曾称赞“姐姐是写意水墨，妹妹是工笔画”。在当年举行的第三届“百花奖”评选中，以高票获得“最佳女演员奖”，但因形势变化未能揭晓颁发。因江青对该片全盘否定，指责“争取关团长起义，没有和当时的斗争环境联系起来，看不到争取的必要性，美化了关敬陶”，“把汉奸写的正义爱国”，“杨晓冬在关键时刻软弱，金环像泼妇，拔簪刺敌人不合理；银环是中间人物，屡犯错误，与杨晓冬一见钟情，过分写了这段爱情。杨母三次出场，两次是给儿子说媳妇，歪曲了革命母亲的形象”，电影在“文革”中被打成“毒草”。平反后不仅成为银幕重映热片，而且原小说两度重拍长篇电视连续剧及改编为歌剧、评剧等，均以影片为参照，显示了影片旺盛的生命力。

本文为《党史博采》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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