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城市很早就已经出现了，总体说是先“城”后“城市”。中国古代城市的建设并不是随意的，而是受到了相关的理论影响。概括地说，这种理念应该包括选址思想、城市平面规划布局、城内建筑体量规模等几大方面。就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中国古代城市在选址、平面布局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共性，也证明了这种理论的存在。中国古代城市的规划理论体系从萌芽到出现，再到完善成熟的大致发展脉络，基本可以分作两大主要阶段：龙山时期，出现了城市规划思想的萌芽，有些城市至少已部分地付诸了实践；三代时期，这个理论体系则基本完善，并指导了大部分的城市建造。龙山时期，“筑城以卫君”，城市的防御功能是占在首位的，最突出的表现则是夯土城垣及护城壕的修建。但同时也考虑到了政治上的一些需要，目前的发现主要表现在位于中轴线附近的建筑基址上，这可能是上层权力中心所在。三代时期，则更是与当时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社会实际需要密不可分的。当时，国家政权建立，而“国之大事，唯祀与戎”。所以，城市建设亦会较多地考虑到这两方面的需要。“祀”在城市布局上的表现，即为“左祖右社”，位于宫之前。虽不在中轴线上，但其重要性亦见一斑。“戎”在城市上的表现则更加突出，宽大的城墙，双重城垣的较多出现，位于中轴线附近的宫城，等等。政治上，最突出的表现是《考工记》中将“宫”置于中心位置，以突出君王的身份和地位。同时将朝寝前后毗邻，突出“家天下”的思想。经济上，此时只在城北设一市，且仅一夫之地，可见，其地位并不是很重要。总之，《考工记》中对中国古代城市布局的规定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吸纳了上千年城市建造活动的理论和实践，并充分考虑到了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的社会实际。此时：城市是早期的“城”，的主要作用概况来说最基本的是防御、而后衍生了祭祀的作用，因为祭祀是神圣的，具有先天政治特性，又产生了政治意义，特点是庄严、森严等。而交易没有正式成文的规范地点，交易地点都是约定俗成的这是早期的“市”。因为祭祀活动和等等政治行为的需要，城产生了结构布局的问题，“城”基本上是夯筑而成。很显然用方形平面、网格式的布局，在夯打时直线要比圆弧容易得多，而且在外形上容易控制，建造的城垣也可更加规整、美观。这也可更好地体现君王高贵的身份和威严的气度。贺云翔先生也曾有过类似看法⑨。中期的“城”规范化。但仍与“市”分离。 随着时间推移掌权者要分割不同身份、权力人群的需要。如《逸周书•程典》：“士大夫不杂于工商。”《逸周书•作雒》：“凡工贾胥市臣仆州里俾无交为。”为了分割不同的人群，则需要划定出固定的区域，而在方形平面内，以围墙、街巷分割，整齐划一地设置网格式的功能分区，既便于规划，又比较统一、实用，无疑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择。其三，是安全防卫的需要。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内，“筑城以卫君”，城市的军事防御职能是占主要地位的。将宫殿区放置在城的中心，外围以网格状道路，与其它功能分区隔离，以诸道路作为一条条安全警戒线，便于对宫殿区或宫城的实施有效的安全保卫。同时，宫居中，四周均为军事缓冲区域，若被敌人攻破城池，也可延缓攻打到中心的时间。这可能是《考工记》“择国之中而立国”最初的实际考虑。由此，审视以前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城市布局受井田制、“天圆地方”思想以及矩形四合院房屋布局形式影响而呈现出的方形网格状布局的认识，均可知根据是不够充分的。因为目前这几点均无法证实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理论体系的萌芽出现的龙山时期即已存在。而当我们脱离古人在社会实践中总是受到某种思想影响甚至制约的认识误区后，却发现这些实践活动有着它直接的社会需要和作用。因为有了详细的分区，“市”进入了“城”最后成为“城市”。最初的城市建造，如仰韶和龙山时期的城市，应该是为了安全防卫而建造的。夏商时期，则是奴隶主的政治堡垒，既有军事因素，又有政治因素，而前者所占比重可能更重一些。到了封建社会，随着旧的社会体制的打破和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因素在城市建造中的比重愈来愈浓。《考工记》中已有了“市”的设置规定，但并未予以高度重视。而在《管子》中，则将城市建造中的经济因素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贺业炬在《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中，认为：“（管子）书中就有一套代表新兴封建地主阶级意识的城市规划理论。从基本概念直到具体的规划措施，都是和西周旧制针锋相对的。”并从城市分级、规划制度等方面进行了进一步阐述，认为“《管子》却是按城市大小、居民多寡为标准划分城市等级……。这就彻底推翻了西周城邑建设体制，否定了城就是政治城堡的旧概念，赋予城市以新的经济内容。”而在其后的大部分城市建造中，无一例外地都将经济因素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面加以考虑。如“市”的数量增加，布局更加灵活、实用，尤其是到了北宋东京城，更是废除了里坊制，改为沿街设置店铺，也是完全顺应城市经济发展需要的重要举措。可见，经济因素在城市建造中的重要影响力。较早注意到经济因素，并予以作出较为具体规定的，正是《管子》。可见其价值之重大，其见识之深远。可以看出，管子在城市的规划思想上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和指导思想，它在选址思想、平面布局及以经济因素指导城市布局的理念方面既可作为《考工记》的补充，更多的则是根据社会的实际需要而做出的重要发展。虽然它的规定并未被后世全部认同，但它的大部分理论和观念影响后世深远。综合言之，《考工记》与《管子》对后世的影响的主要方面不同。《考工记》讲究的是政治的、城内的平面布局，《管子》则更看重经济的、城市的选址问题，而且在城内的平面布局方面也作了有益的补充规定。可以说，后世的城市建造，根据需要合理地吸纳二者中契合实际的东西，使二者相辅相承，共同指导城市建设。所以，在对后世城市建设的思想指导上，二者具有同样的重要地位，应予以同等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