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的教育建国前基本上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教育：一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新民主主义的教育（见新民主主义教育）；一种是国民党统治区奴化的、封建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教育（见国民党统治区教育）。建国前国民党统治区的教育事业，十分落后，而且带有浓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色彩。据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统计,1947年高等学校在校学生15万人,1946年中等学校在校学生 179.8万人，小学在校学生2285.8万人。按当时全国 4.7亿人口计算，平均每万人中仅有高等学校学生3人,中等学校学生38人,小学生486人。全国80%以上的青壮年是文盲，学龄儿童入学率通常在20%左右，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中劳动人民子女极少。幼儿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更为落后。在旧中国的教育中,封建的私塾占相当大的比重,城镇私立学校中受外国津贴的所占比重也比较大，而且学校的分布也很不平衡。中等学校绝大多数设在县城以上城镇,有的地区,县无中学,乡无小学。高等学校有41%是设在上海、北平、天津、南京、武汉、广州六个城市，国立大学的40%、私立大学的46%是设在沿海地区。边远省份和少数民族地区学校很少。1946年新疆只有一所100名学生的新疆学院和8所中学，宁夏只有5所中学，青海只有 4所中学，西藏连一所中、小学也没有。但是，旧中国学校的进步师生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创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19年北京大学学生发起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投降卖国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后,中国教育界的进步力量,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进行了一系列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1926年北京师范大学等校师生参加了“三・一八”反帝爱国大示威，同年11月清华大学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支部，成为清华大学地下革命活动的中心。1935年在北平爆发了伟大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后来，中国各地学校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更广泛地开展革命斗争。例如，1945年在西南联合大学掀起的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二・一”学生运动；在全国解放前夕，各地学校进步学生在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开展的护校斗争，等等。在学生运动中广大青年和有志之士，与反动当局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有的英勇牺牲，为争取社会进步和民族解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学生运动中的骨干分子，经过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培养，后来大多数都成为党的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旧中国的教育界为中国教育事业做出贡献的也不乏其人。如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共产党员杨贤江，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写作了《教育史ABC》和《新教育大纲》，在教育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的力图促进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并组成各种教育团体，进行教育试验,积累了一些办学经验,培养了一批人才。著名的如蔡元培提出的科学与民主的主张，黄炎培等人发起成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陶行知创立的生活教育社,等等。他们提出的主张和教育工作的实践，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对中国的教育事业有相当的影响。 建国后对旧有学校的接管和改造建国之初，全国人民面临的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与此同时必须对旧有教育事业进行改革。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为改革与发展教育事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全国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地军事管制委员会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首先接收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各级公立学校,采取了维持现状,立即开学的办法。1950年12月，按照政务院《关于处理接收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接管了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21所，中等学校514所,初等学校约1500所，收回了中国的教育主权。1952年 9月，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逐步将全国私立中、小学全部由人民政府接办，改为公立。此项工作到1956年才基本结束，共接办了私立中等学校1412所、小学8925所。还有65所私立高等学校，在1952年开始的院系调整中全部改为公办。在接管和接办旧有学校的过程中，进行了教育改革。1950年 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强调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对旧教育进行改革的主旨是按照1949年 9月12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的要求，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当时中国教育工作的任务,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的经验，借助苏联的教育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因此，在这时期，对旧有学校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改革，完全是必要的。最初人民政府宣布废除了国民党设立的“党义”、“公民”、“军训”、“童子军”等课程和教材，开设了“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新课程。从1950年末开始，结合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对师生进行了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教育，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流毒，清理以亲美、恐美、崇美为主要内容的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并开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运动。另外，当时还实行了“向工农开门”的方针，政务院颁布了《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这对于改造旧教育都起了重要作用。为了彻底改革旧有的学校教育，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学习苏联教育的先进经验，并对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学习苏联教育的先进经验，是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建国初期，中国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而且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封锁，只有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可以借鉴。所以，各级各类学校都学习了苏联的教育理论和教育经验，有组织地翻译了苏联的各科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和各种教育文献资料，聘请了苏联专家。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1950年创办和改建了中国人民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苏联先进的教育经验，结合中国实际，对于清除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的影响，改革不合理的教育体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也曾出现了结合中国的实际不够，生搬硬套的偏向。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也是在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过程中进行的。从1952年下半年开始，在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方针指导下，进行了院系调整。当时以华北、华东、中南地区为重点，实行全国一盘棋，尽可能使学校的布局合理。在院系调整中，使大多数省份都有一所综合大学和工、农、医、师等专门学院；将清华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校改造成多科性工业大学，并加强了综合大学和师范院校。这对于改变旧中国高等教育结构不合理的状况，使教育适应经济建设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在旧中国，高等教育中的法律、文科的比重太大，应该适当调整。但是，当时对文科一些专业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认识不够，不适当地把这些专业砍掉，致使财经、管理、政法、哲学社会科学多数学科、专业受到严重削弱,这是错误的。在院系调整中,对高等学校的专业也进行了调整，但是也出现了文科与理科、理科与工科分割的现象，有些学校专业设置过细、专业面过窄，这也是一个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