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学术思想起源是很早，大为发达则在春秋战国之世。因西周以前贵族平民之阶级较为森严，平民都胼手胝足，从事于生产，没有余闲去讲求学问，即有少数天才之人，偶有发明，而没徒党为之授受传播，一再传后，也湮没不彰了故学术为贵族所专有。

贵族尤其是居官任职·各有其特别之经验，故能各成为一家之学。东周以后封建政体渐次破坏。居官任职之贵族多失其官守，降为平民，于是在官之学，一变而为私家之学，亦因时势艰难，仁人君子都想有所建明，以救时之弊，而其时社会阶级，渐次动摇，人民能从事于学问的亦渐多，于是一个大师往往聚徒至于千百，而学术之兴遂如风起云涌了。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其父谈之论，将先秦学术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汉书·艺文志》以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是为诸子十家，除去小说家，谓之九流。《汉志》推原其始，以为都出于王官。此外兵书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家；数术分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家；以及方技略之医经、经方二家，推原其始，亦都是王官之一守，为古代专门之学，与诸子各别为略，大约因校书者异其人之故。

诸家之学术，当分两方面观之：其一，古代本有一种和宗教混合之哲学，宇宙观和人生观为各家所同本，如阴阳五行以及万物之原质为气等思想；其二在社会及政治方面，自大同时代降至小康，再降而入于乱世，都有很大之变迁，仁人君子各思出其所学以救世，其中要推儒、墨、道、法四家。大抵儒家是想先恢复小康之治，以尧、舜、三代为法；道家则主张径复大同之治，故要归真反朴；法家可分法术两方面：法所以整齐其民，术则所以监督当时的政治家，使其不能以私废公的；墨家舍周而法夏，夏代生活程度较低，迷信亦较甚，其时代去古未远，人与人间之竞争，不如后世之烈，故墨子主张贵俭、兼爱，以天志、明鬼为耸动社会之手段；名家是专谈名理，虽去实用较远，然必先正名，乃能综核名实，故名法二字往往连称；农家，《汉志》谓其“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所指乃《孟子》书所载之许行，大约是欲以古代农业共产之小社会为法，其宗旨与道家颇为相近；纵横家只谈外交，则与兵家同为一节之用；阴阳家者流，似乎脱不了迷信之色彩，然此派是出于古代司天之官，故《汉志》说“敬授民时”是其所长，古《明堂月令》之书，规定一年行政之顺序和禁忌，和国计民生很有关系，不能因其理论牵涉迷信，就一笔抹杀；诸子中阴阳家和数术略诸家关系极密，数术略诸家，似亦不离迷信，然《汉志》说形法家之内容，是“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犹律有长短，而各征于声，非有鬼神，数自然也”，其思想可谓近乎唯物论，假使此派兴盛，中国之物质之学，必且渐次昌明，惜乎其应声很少，这派思想就渐渐销沉了。

古代之学问，都是所谓专门之学，对于某方面必然研究得很深，对于别一方面不免有轻视或忽略之弊，因当时各种学问初兴，传播未广之故。杂家《汉志》称其“兼名、法，合儒、墨”，却颇近于后世之通学。诸家之学问都出于官守，惟小说家《汉志》称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所造”，似是民间流传之说，今其书已尽亡，惟据《太平御览》引《风俗通》，则“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之说，实出于小说家中之《百家》，其性质亦可想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