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个人资料简介

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字子黻、渐甫，号少荃、仪叟，谥文忠，安徽合肥人。中国清朝末期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淮军创始人和统帅。1877年10月3日，李鸿章筹办开平矿务局。

李鸿章 – 简介

李鸿章，字子黻、渐甫，号少荃， 晚清军政重臣，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中进士。

1853年，咸丰三年，受命回籍办团练，多次领兵与太平军作战。

1858年，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

1860年，统带淮扬水师。湘军占领安庆后，被曾国藩奏荐“才可大用”。

1862年，同治元年，编成淮勇五营，曾国藩以上海系“筹饷膏腴之地”，命淮勇乘英国轮船抵沪，自成一军，是为淮军。

1863年-1864年，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镇压了太平天国。

1865年，分别在上海和江宁(今江苏南京)创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制造局。

1866年，继曾国藩署钦差大臣，专办镇压捻军事务。次年，授湖广总督。其后，采取“就地圈围”、“坚壁清野”等战略，相继在山东、江苏间和直隶(约今河北)、山东间剿灭东、西捻军。

1870年，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从此控制北洋达25年之久，并参与掌管清政府外交、军事、经济大权，成为清末权势最为显赫的封疆大吏。

1888年，光绪十四年，建成北洋海军。

1901年，去世。谥文忠，晋封一等侯。著有《李文忠公全集》。

李鸿章 – 重要生平

家世渊源　　

李鸿章的先祖本姓许，明季避乱从江西 湖口迁至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李鸿章的7世祖许迎溪将次子慎所过继给姻亲李心庄。李家到李鸿章高祖时，终于勤俭致富，有田二顷。到父亲李文安(1801年―1855年)，苦读多年，终于在1838年考取进士，李氏一族才“始从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1823年2月15日(清道光三年正月初五)，李鸿章出生于合肥县东乡。李鸿章在兄弟中排行第二，大哥李瀚章(1821年―1899年)，后来也官至总督；三弟李鹤章、四弟李蕴章、五弟李凤章、六弟李昭庆(1835年―1873年)，后来也都非富即贵。

科举出身及戎马功劳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24岁的李鸿章考中进士，选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三年后翰林院散馆，获留馆任编修。咸丰三年(1853年)受命回籍办团练，多次领兵与太平军作战。1858年冬，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1860年，统带淮扬水师。湘军占领安庆后，被曾国藩奏荐“才可大用”，命回合肥一带募勇。同治元年(1862年)，编成淮勇五营，曾国藩以上海系“筹饷膏腴之地”，命淮勇乘英国轮船抵达上海，自成一军，称为淮军。旋经曾国藩推荐任江苏巡抚。在掌握地方实权后，在江苏大力扩军，采用西方新式枪炮，使淮军在2年内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后来的淮系军阀集团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李鸿章到上海后，同外国雇佣军(后组建为常胜军)进攻太平军。1863年和1864年他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镇压了太平天国。接着又镇压了捻军。保住了即将崩溃的清王朝。被誉为“中兴名臣”。

总督直隶及洋务运动　　
李鸿章军功显赫，累任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终于1870年继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后又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筹办洋务，成为同治、光绪两朝的地方重臣。李鸿章在与列强的交往中意识到富国才能强兵，故积极推进官办、商办军工企业的发展。他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坐镇北方最大的通商口岸天津，既积极筹划北方防务，戍卫京级，又进一步拓展洋务，以增加财赋收人。他还苦心孤诣，编练成一支当时堪称亚洲一流的海军，并在山东刘公岛安营扎寨，这支北洋舰队拥有各种军舰25艘，42000吨位，以大沽港、旅顺港、威海卫港形成三角，拱卫京城海上门户。
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手握兵权，统领一方，有人甚至称其“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李鸿章曾先后创办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天津电报局、津榆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还建立同文馆，选派留学生出洋。他办洋务的初始动机是办军工企业，造出枪炮、弹药、机器、舰船和水雷，主要用来对付捻军。但由于直接改善了淮军的武器装备，使淮军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军事力量，后期淮军实际上成了国防军。
李鸿章在与列强的交往中意识到富国才能强兵，故积极推进官办、商办军工企业的发展。他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坐镇北方最大的通商口岸天津，既积极筹划北方防务，戍卫京级，又进一步拓展洋务，以增加财赋收人。他还苦心孤诣，编练成一支当时堪称亚洲一流的海军，并在山东刘公岛安营扎寨，这支北洋舰队拥有各种军舰25艘，42000吨位，以大沽港、旅顺港、威海卫港形成三角，拱卫京城海上门户。1894年甲午一役，北洋舰队覆没，淮军亦蒙受重创，李鸿章多年经营洋务而成的局面几乎尽付东流。战败后在各方指责之下，原本红极一时，堪称疆臣首领的李鸿章，亦从此失势。

代表清廷出访及签订和约

李鸿章办外交也有“风光”的时候。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李鸿章作为中国特使，应邀赴俄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并顺访欧美诸国。3月27日(农历二月十四日)，李鸿章携包括儿子李经方、李经述在内的随员45人，从上海登上法船“爱纳司脱西蒙号”，翌晨离沪，出东海，经太平洋、印度洋人苏伊士运河，又由迎候的俄国马赫托姆斯基公爵接上“俄罗斯”号，于4月27日抵达俄国的黑海港口敖德萨，改乘火车北上。李鸿章此番“以七十有四之衰龄，涉三万余里之海路”使俄，其主观愿望是联俄并促使俄、德、法三国挟迫日本放弃对我辽东半岛的占领。他在俄国拜会了新沙皇并草签了《中俄密约》，然后到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巡访并向部分国家的元首递呈国书。在由太平洋取道横滨回国时，感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疯狂的割地赔款要求，他曾拒不上岸，以抒怨忿之气。
李鸿章当时是内阁最高职衔的文华殿大学士，实际掌管清廷外交、军事、经济大权，可谓“两人(慈禧光绪)之下，万人之上”，中外皆呼“李中堂”，故荷方打出“千岁李鸿章”的灯花。李鸿章在诗中居然也露出“大国使臣”颇为自得的心情。这封信的墨迹在历100多年后于1998年从荷兰传回合肥。

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中被日军击败。李氏受命赴日本春帆楼媾和，交涉期间遇刺负伤，最后订定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及辽东半岛并赔偿二万万两白银，因此背上卖国罪名。依照当时日方全权大臣伊藤博文强势的态度，以及日军进逼山海关的不利战略形势，马关条约的结果已经算是损失最少的状况了。而他在签订条约之前的甲午战争的错误战略决策以及水师的虚有其表，也是导致最终屈辱的条约签订的主要原因。传说李鸿章在签订马关条约后，立誓“终身不履日土”。后来他于1896年环游诸国，出访俄国、德国、比利时、法国、英国、美国，所到之处皆受当地元首接待。返华途中，经横滨港换乘轮船，他命人在两船之间搭木板而行，终不违当日之誓。然因甲午战争败签约，在舆论指责下，李鸿章调离直督要缺，改督两广。甲午战败，李鸿章引为奇耻，乃力主拉拢俄国共同对付日本，结果产生中俄密约，于中国利权做出相当程度的牺牲。亦有传说为促成此约当中利于俄国的条款，俄方赠银李鸿章以为收买，惟此事并无直接证据。1900年八国联军进图京畿之际，李鸿章与两江刘坤一、湖广张之洞等督抚协议东南自保，甚至与革命党人接触，试探帝后两宫万一罹难后之可能政局；帝后抵达西安的消息传出后，共和之议遂未成局。在西安行在多次敦促之下，原意不愿北上收拾残局的李鸿章方不得已而受命。李鸿章到京，全无谈判筹码，在各国严厉要求之下，经多番请示行在，终于在1901年基本按照各国所提条件签订辛丑和约；李鸿章心力交瘁，签约不久便即去世。据传李鸿章重病弥留之际，俄国公使尚自迫其在不利于清国利权的条款之上签字，景况堪怜。

难支大厦之将倾

戊戌变法前后，李鸿章已意识到“穷则变，变则通，但端在人心相通”但他却曾举棋不定。当光绪帝下诏“明定国是”时，他曾向管学大臣孙家熏推荐康有为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后党”图谋加害康有为时，李鸿章暗地向康有为通风报信。当慈禧完全占了上风，光绪帝被软禁后，李鸿章又由徘徊观望到缄口不言。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军攻进北京，帝、后西逃西安。由两广总督回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又为清廷这所“破屋”充当起“糖糊匠”之责。但回天乏术，不久他自己却死于内外交困中。
李鸿章长期处于内忧外患的夹缝中，处于既不能得罪洋人又要忠于朝廷的夹缝中，处于实际上是“弱国外交”的尴尬境地，虽小心翼翼，东补西贴，如履薄冰，然终未能挽救晚清大厦于将倾。他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

李鸿章 – 逸闻轶事

与中国的第一封电报

光绪五年(1879)冬，天津至大沽炮台和北塘兵营的第一条军用电报线刚刚竣工，恰好又到了直隶总督衙门例会的日子。这天一大早，众位朝廷官员早早都等在了辕门外。时间临近八点，众位官员按品级鱼贯而入议事大厅，等待中堂大人李鸿章的到来。

八时整，李鸿章身着超一品大红顶三眼花翎、四爪正蟒补服，从容威严地步入大厅上首座。只见他一扫往日严肃，兴致勃勃地向众臣宣布：“今天先不谈公务，请大家一起观看一项试验。本部堂久已有意创办电报，昨天大沽到天津的电报线架设完毕，收发报机也分别装在了炮台和本衙院中，预定今日八时十分，准时从大沽炮台发报，并且还派人分头骑马和驾驶小汽轮，也同时在八时十分从大沽出发。现在就请诸君同观，看看这发电报和骑马，究竟快慢差多长时间？”

众官员谁也没有见过电报，听中堂大人一席话，哄然大笑，连连称赞：中堂办洋务，事事开先风，今日办电报，又添新功德。话音未落，盛宣怀便从屏风后急匆匆走进大厅，并迅速将手持的电报递给了李鸿章。
只见上面写着：

天津李傅相：密。大沽口外平静无事，现停英舰、俄舰各一艘，尚友好，除一、二水手经我允准驾小艇上岸补给粮食蔬菜外，别无动静。镇守大沽炮台副将赵志雄谨禀。十一月二十日八时十分。

收报纸左上角填写的收报时间是：十一月二十日八时十五分，抄毕。

太快了，大沽到天津一百多里，骑马要走半天，这电报五分钟就到了，真是太神奇了，众官员惊叹不已。

盛宣怀又对大家道：“路远更显得电报神速。天津距上海两千六百余里，距广州五千余里，发电报最多也不过十几分钟，如果是骑马驿递，日行二三百里，上海须十日，广州更须半月。如逢紧急军情，岂不耽误大事？若谁家中有事，电报片刻可到，若派人送信儿，待赶到家中，早已物是人非……”

其实，李鸿章办电报，已经酝酿很久。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为了加紧对中国的侵略，西方列强不断向中国政府提出要在中国境内架设电线、办电报的要求，但都遭到朝廷的拒绝。朝廷拒办电报，一为维护主权，另一层则认为：驿递足以，何须电报？就连曾国藩、李鸿章这些洋务派地方督抚也认为“电线于中国毫无所益。”一些保守派更是鄙夷地说：“中国四千年没有过电报，照样是一个泱泱大国。”

进入七十年代，在不断抗击外国侵略军的斗争中，李鸿章等洋务派认识到“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就在中国人刚刚认识到电报之神速时，俄国人敷设的海线已经从海上迂回到达了上海，旱线也已经架到了恰克图，“各国以至上海，莫不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独中国文书尚恃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亦已迟速悬殊。” 况且我万里海疆，总有敌舰窥探海道，倏忽出没，若消息迟误，难以迅速调集水师防堵。“兵船在海洋日行千余里，势必声东击西，莫可测度，全赖军报神速，相机调援，是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

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窥犯台湾，又更深层地触动了朝廷。是年三月，日本派兵入侵台湾岛，千余名士兵登岛，而朝廷却全然不知，待上奏朝廷，已过月有余。太后大怒，即饬沈葆桢为办理台湾等处海防事务钦差，查办此事。同时也深感：台洋之险甲诸海疆，欲消息常通，断不可无电报。五月，沈葆桢上奏：设福建至台湾电报线以通消息。垂帘听政的两宫太后谕旨：“著沈葆桢等迅速办理。”这是清政府第一次允准设电线、办电报。但由于没有解决好建设中的诸多问题，更确切地讲是没有得力的人一手操办，而最终夭折。

五年过去了，中国自己的电报仍如一张白纸。今日终于试验成功，积蓄已久的愿望就要实现，李鸿章自然按捺不住心中喜悦。他踌躇满志地对众官员道：下一步，先是要通南北两洋之气，然后再把电报线逐步架设到沿海各地，海防安危关系国家命运，非要使沿海军情瞬息相通不可，最后要通向全国各地。

一张前所未有的宏伟蓝图，此刻就要孕育而生了。

电报试验成功了，李鸿章喜悦之后，心里却又感到了一种沉重。朝廷中保守派还在极力反对，仍阻力重重；线路直射，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水既断，老百姓是否肯不顾祖宗丘坟，听其设立铜线？迢迢千里电线，风侵水蚀，势所必至，如何巡护？更大的问题还有经费，眼下自己的部队都不得不就地筹饷练兵，还能指望朝廷拨银子？如何筹资，如何持续不断地把电报办下去……诸多问题涌入李鸿章脑海。他深知稍有一丝疏忽，必会像五年前因循迄今而无成就。若要电报办成功，最最重要的是必须用一套全新的办法和选择最得力的人去管理。经过反复的思量，最后他认定：唯有盛宣怀能担此重任。

十年前，盛宣怀入淮军追随李鸿章，在开办洋务的第一个企业轮船招商局时，就显现了他经商的睿智才华。但他当初考科举，毕竟是为了仕途，眼下刚刚做了三个月的天津道又要放弃，确实让他难以割舍。李鸿章知道盛宣怀的心思，但为了前所未有的电报事业，还是力劝盛宣怀“在我看来，把电报办起来，通到天南漠北，东海西陲，其功足可载诸史册。”

盛宣怀接受了李鸿章的劝说。为了“通南北两洋之气，遏洋线进内之机”，他全身心投入筹办电报之中。拟规划、选线路、谈商约、购设备、写章程、筹资金……无不井井有条、细致周详。其间还成功地改革了电文方式。“从前传递电信，犹用洋字，必待翻译而知，今已改用华文，较前更便。如传秘密要事，另立暗号，即经理电线者亦不能知，断无漏泄之虑。”

盛宣怀考虑更多的还是如何使电报更长久地办下去。他首先提出“官”、“商”结合的经营模式，即“由官总其大纲，查其利病，而听商董自立条议，悦服众商。” 筹建时先由官款垫付，而后募集商贾经营。他认为：“惟此等有益富强之举，创始不易，持久尤难。尚非官为维持，无以创始；若非商为经营，无以持久。”这番话，已经道明了在清末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企业经营中“官”与“商”的关系与各自所起的作用。

光绪六年(1880)八月十二日，根据盛宣怀的建议，李鸿章正式上奏：

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是以泰西各国讲求枪炮之外，水路则有快轮船，陆路则有火轮车，以此用兵，飞行绝迹。而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现自北洋以至南洋，调兵馈饷，在在俱关紧要，亟宜设立电报，以通气脉。……如由天津路陆循运河以至江北，越长江由镇江达上海，安置旱线，即与外国通中国之电线相接，需费不过十数万两，一半年可以告成。约计正线支线横互须有三千余里，沿路分设局栈，常年用费颇繁，拟由臣先于军饷内酌筹垫办，俟办成后，仿照轮船招商章程，择公正商董，招股集赀，俾令分年缴还本银，嗣后即由官督商办，听其自取信资，以充经费。……所请南北洋设立电报，实属有利无弊。

仅隔两日，皇帝就批准了这一上奏。

光绪六年(1880)八月十四日谕旨：

即著妥速筹办。并著两江总督、江苏山东各巡抚、漕运总督，饬令地方官一体照料保护，勿任损坏。将此谕知李鸿章、刘坤一、吴元炳、周恒祺，并传谕谭钧培知之。

此次谕旨不同于第一次，途经各省、大小官吏必须通力协作、竭尽全力。其力度，其规模，前所未有。

李鸿章照X光

1896年6月13日，李鸿章赴德访问，在德国医生建议下，李鸿章往医院使用问世仅7个月的伦琴射线(X光)拍照检查遇刺的伤口。当他亲眼看到X光片上日本制造的铅弹以何种姿势镶入其头骨时(李遇刺后子弹因手术风险高而没有取出)，李鸿章对此大感兴趣，并为这种技术取名为“照骨术”。李鸿章也成为了第一位照X光的中国人。

与克虏伯的历史情缘

1906年，在李鸿章过世5年后，一尊存放了10年的铜像由克虏伯驻华代表曼德尔公司作为礼物在上海赠给了李鸿章的后人。它是李鸿章与克虏伯家族历史情缘的真实见证。

许多来自不同国度的政要和使节都曾是克虏伯家族山庄的座上客，而当时来自清政府的客人曾经是19世纪下半叶克虏伯家族企业最重要的主顾之一。

作为德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军火及钢铁制造商，克虏伯家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那时候，传说中来自荷兰的家族祖先们在德国鲁尔区的埃森(Essen)定居下来。而克虏伯家族的真正发迹始于19世纪初期。弗雷德里西?克虏伯(Friedrich Krupp)(1787-1826)于1811年在埃森创建了一家小型炼钢厂，从而奠定了日后威震世界的克虏伯工业帝国的雏型。

在弗雷德里西1826年去世后，其长子,也就是被称为“加农炮之王”的阿尔费雷德?克虏伯Alfred Krupp(1812-1887)继承了产业，并成为其后60年里克虏伯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直到他于1887年去世。克虏伯企业从1844年起开始为普鲁士军队生产大炮，通过在德意志统一运动、普鲁士对丹麦、奥地利的战争以及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制造和销售军火敛聚了大量钱财及声望。阿尔费雷德经营下的克虏伯家族企业除了生产军火之外，还参与了德意志铁路系统的初期建设，并收购了大量煤矿和铁矿，以保证企业进行钢铁生产所需的原料来源。

阿尔费雷德死后，其子弗里茨?克虏伯(Fritz Krupp)(1854C1902)接管整个企业并进一步扩大规模。弗里茨在父亲的政治理念引导下着手建立与国内外许多政要的关系，展开了一系列“政治旅行”，希望借此延续其家族在国际政治领域中的角色。他出访了西班牙、俄国、罗马尼亚、比利时等国，与当地政要们接洽。“走出去”与“请进来”是克虏伯家族实行的国际交际政策中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缺一不可。许多来自不同国度的政要和使节都曾是克虏伯家族山庄的座上客。企业的业务范围甚至扩展到了造船业。

弗里茨在1902年去世。其女贝塔・克虏伯(Bertha Krupp)(1886－1957)继承整个家族产业。1906年贝塔结婚，其夫古斯塔夫?冯伯伦翁哈巴赫(Gustav von Bohlen und Halbach)(1870-1950)获得克虏伯家族的姓氏及企业的掌控权。同年，克虏伯公司制造出了德国第一艘潜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克虏伯企业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德国的兵工厂。此后，古斯塔夫之子阿而弗里德(1907－1967)带领克虏伯企业在二战中积极地为纳粹德国效力。德国战败后，阿而弗里德被宣判为战犯，1951年获释。1967年企业的债务迫使克虏伯家族宣布将企业转为公有企业，并于次年完全停止对企业的掌控。1999年，克虏伯集团与其最大的竞争伙伴蒂森(Thyssen)公司合并，成立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制造企业之一的蒂森－克虏伯集团。

李鸿章的“克虏伯威风”

1888年12月17日，北洋海军正式成立。舰队共有各类军舰25舰，总吨位达4万多吨，实力居世界第四位。舰队的旗舰、主战舰都是清一色的克虏伯双管主炮，气势咄咄逼人。

1866年6月27日，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访问德国。代表团成员张泰回国后向李鸿章报告了他对阿尔费雷德?克虏伯的深刻印象――“他热情、好客，不像英国人、法国人那样藐视我们的长衫、马褂和长辫，他彬彬有礼地用盛宴款待我们这些中国人！”

对于为普鲁士赢得普法战争立下大功的“加农炮之王”阿尔费雷德，李鸿章早已钦佩不已。他让手下准备了一份世界各国炮厂的大炮质量一览表。经过认真的审阅、选择和比较后，他认为，克虏伯家族的大炮优于美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大炮，将来一有战事，“稍有优，则利钝悬殊”。

1871年，李鸿章在科隆商人费雷德里茨?佩尔的鼓动下，一口气向克虏伯家族买下328门各种口径的克鲁伯大炮，布防在大沽口、北塘、山海关等炮台，首先稳固北京城的防务安全。

1874年，正当李鸿章踌躇满志地运作洋务，“讲求洋品”，庆幸中国有“开花大炮”时，日本军队突然武装侵占台湾。原来李鸿章还想与日本联手抗击西洋进犯中国，这“一厢情愿”的美梦被无情的现实击碎，李鸿章有强烈的愤怒和报复心态。他一方面请德国军事专家“汉纳根”着手设计旅顺、威海炮台作为中国东南沿海防御炮台的样板，同时派特使前往德国与克虏伯家族谈判，认为克虏伯有义务出资为中国培训火炮专家，中国才有可能继续购买克虏伯家族的大炮，否则中国会向欧洲另一军火销售商“波鸿协会”靠拢。1877年春，阿尔费雷德?克虏伯在这场军火竞争中同意了李鸿章的要求――第一批中国留学生卞长胜、查连标等七人到德国埃森接受免费培训。

李鸿章还继续派亲信到德国考察众多的军舰生产厂家。在克虏伯家族的暗示下，中国军事代表团与德国甫自德军舰生产厂家签了北洋水师的“定远”、“镇远”、“济远”舰的建造合同。之所以选择这家军舰厂，主要原因是李鸿章认为该厂生产的军舰的龙骨、护甲钢板厚度和舰面的主炮、辅炮、弹药、穿甲弹等均为克虏伯兵工厂生产。其中“定远”、“镇远”等主炮都是克虏伯兵工厂30.5毫米的双管巨炮，射程远，火力强大。当时日本海军最先进的军舰“扶桑”、“金刚”等都无法与其比肩。

1886年8月，“定远”、“镇远”、“济远”从德国的伏尔铿厂千里迢迢到华后，李鸿章就命令海军提督丁汝昌驾舰和“威远”、“超勇”、“扬威”等军舰集结，先远航海参崴，然后回转日本海域，向日本海军显 示清国北洋海军的军威！

该行动令日本政界、军界高层惊恐不已，一片哗然！德国埃森克虏伯历史档案馆的资料显示：李鸿章当年命令清国的新军舰长驱直入日本海域，虽然也“长长地出了一口民族之恶气！”但却暴露了实力，让日本决策层有了制造特种军舰的准备。

据德国克虏伯历史档案馆史料记录：1887年初春，一个庞大的日本军事代表团来到德国埃森克虏伯梅喷射击场观看了口径巨大的30.5mm克虏伯大炮的试射，得到现场所有的大炮资料和数据后，他们马上高薪聘请法国军舰设计大师槐德的得意门生白劳易为日本设计更为先进超级军舰来对付并击毁“定远”、“镇远”、“济远”舰。

1888年12月17日，北洋海军正式成立。在成立庆典会上，李鸿章和前来祝贺的克虏伯特使一起走向战舰旁，指着“定一”、“定二”等鱼雷艇说：“结识克虏伯先生是我一生莫大的荣幸，十二年前他赠送我多头火车模型，今天，又是他帮我们的驻德公使(李凤苞)和留学生得到鱼雷德磷铜秘炼之法，使我北洋的军力大增啊！”

李鸿章 – 终生不履日地

抵日本马关议程时，面对日方提出的苛刻条件，清国方面只有“允”和“不允”两种选择，而丝毫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李公一直磨到点灯时分，口干舌燥地要求再削减五千万两，实在达不目的了，又说减少二千万两也行，最后甚至满眼含泪向伊藤博文哀求，看到我这把老骨头的面子上，多少减一点儿，算送给我回国的路费吧。可以说他是忠实地执行了清廷的电旨：“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但人家根本不为所动。老人家何等可怜！日方更以中方代表能否安全回国相要挟，李氏父子只得无可奈何的在《马关条约》上签了字。(此段为《走向共和》电视中的故事，并非史实) 　　

据说他在签字前的最后关头，曾经老泪纵横地对使团的美国顾问科士达说：“万一谈判不成，只有迁都陕西，和日本长期作战，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国，中国可以抵抗到无尽期。日本最后必败求和。” 　　也正是因为马关签约的强烈刺激，李鸿章发誓“终身不履日地”。两年后他出使欧美各国回来，途经日本横滨，再也不愿登岸，当时需要换乘轮船，要用小船摆渡，他一看是日本船，就怎么也不肯上，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在两艘轮船之间架了一块木板，75岁高龄老人啊，又是在呼呼悠悠地海面上，毅然决然地蹒跚着步子，慢慢腾腾地挪过去。 　　

在他去世的第二年，吴汝纶东游日本考察教育，看到李公当年谈判时坐的凳子竟都要比日本人矮半截，不觉悲从中来，陪同的日本友人要他留下墨宝。他大书“伤心之地”。

李鸿章 – 家族后裔

后裔趣闻

1.读过关于曾国藩书籍的人都知道“屡败屡战”的故事，而作为曾弟子的李鸿章也从他老师那儿学会了这个词，不仅如此，其后人传说是李向朝廷汇报军情时巧妙创造，反而把淮军在困厄面前的精神气概凸显出来(甚至连本书作者都以此为真了，据其他材料，应为湘军中事)。李家族子族孙用此词相勉，几成传统。一个子孙小时候非常调皮考试老“开红灯”，挨打次数多了，一个叔叔悄悄传授解围之法，下次又挨打时，此孩大声争辩：“我虽然是屡战屡败，但我还在屡败屡战啊！”从此其父不打他了。

2.李鸿章长子李经方系从六房过继，曾任清朝驻日公使，在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当寓公。由于他外语好，坐在家里当寓公还发过两次洋财，感慨地对人说“没想到我还有今天啊！”其中一次是这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在打仗，一些英国商人到东方来发展。李经方看到外国人喜欢在黄埔江边造厂、建码头和货栈，就抢先以很低的价格买下了几百亩(那时候外滩的土地是以亩算的啊！)位于现在老杨树浦一带江边的荒地，然后再以几十倍的价格卖给了英国人。

3.都知道八国联军到中国抢了许多文物，而这买文物的故事也有趣。主人公就是李经方，他当寓公发的第二笔洋财就是卖古董。当时已是辛亥革命之后，瑞典王国太子出访中国，并为瑞典博物馆收集中国文物，此事被李探知，遂伙同其内弟刘晦之(四川总督刘秉璋四子)各自拿出一部分藏品,卖了28万英镑，两人各得一半。发了财的寓公发出了“没想到我还有今天”的感慨，在今天上海老北站对面的安庆路买下了一整条弄堂，造花园洋房。

4.“共产”一词在民国已被北伐军使用。1927年北伐军到上海时，声称要对清朝遗老的财产实行共产，由于李经方的一房英国姨太所生儿子里应外合，逼迫其父交出财产，李经方吓得赶快卖掉房产，逃往大连，从此没再能回来。

5.李经述是李鸿章家二小子，实际是亲生的大儿子(1901年随父去世)。这个大孝子生前曾将父亲用过的物品，如朝服、皇帝御赐的黄马褂、三眼花翎顶戴、手批古籍、印章印盒等宝贝装了数十只大箱子，后来传给长孙李国杰保存。可惜后来政局纷迭，李国杰亦南北舟车忙于世事，这些箱子传到李国杰之子李家瑾手中时，只剩下一只了。李家瑾于1957年去世，他继承下来的这一只箱子在文革“扫四旧”的狂风中把他的太太和六个儿子弄得胆战心惊。没等红卫兵来抄家，先自撕的撕，烧的烧，砸的砸，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那件黄马褂，想想实在舍不得，就剪下了上面的6只镀金钮扣，把这些钮扣再混在针线箩筐里，红卫兵不易发现。

6.日本人投降之后，张廷锷任天津市长，托人物色秘书。找来的人是李家焕，他是李经羲的孙子，李经羲是李鸿章的侄子、李鹤章的第三个儿子。李经羲曾任清末云贵总督。这年老昏花、患有面瘫的张市长在清朝覆灭30余年的1945年，写下的对李家焕的任命状是：“派李家焕为天津市市长秘书上行走’”。 这个李秘书后来成了新中国外贸战线第一批业务骨干。

7.前面已提到过李家瑾(李鸿章长孙李国杰过继的儿子)，李国杰在抗战后遭暗杀，从此家境一落千丈。沪上土匪知其为豪门之后，几次设圈套绑架，家中钱财多半变成了赎金。后来上海呆不住了，到苏州避难。在苏州几年，全靠变卖家当度日，去的时候带了几十只箱子的金银细软，回来时东西全卖光了，剩下一大把箱子钥匙……

8.1949年后讲成分，李家子弟在“家庭出身”一栏系填“封建官僚”；香港回归之前，在一次庆典活动中，港督非要找一个李鸿章家的后代。当时任香港木材航运工会主席的李国光，作为李家后人被请进了港督府。

9.李家的后人中，有为共和国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物。桥梁专家李家咸先生，建国初参加武汉长江大桥的设计，建南京长江大桥时担任副总设计师，后来主持设计了枝城长江大桥、九江长江大桥、山东奇河县内的黄河大桥、援外项目缅甸仰光丁茵大桥、罗马尼亚帮助造桥…… 杰出后人中还有前任驻美大使李道豫、铁路专家李道秉秉(二秉合一字)、还有一个秉字的李道秉，江苏电力局(50年代)总工程师等。

李鸿章 – 影响

李鸿章有一首临终诗：“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两宫“哭失声”，孝钦显皇后称赞他是“再造玄黄”之人。赠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文忠。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处。京师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清代汉族官员京师建祠仅此一人。

李鸿章 – 各地李公祠

北京李公祠：东城区西总布胡同27号

天津李公祠：河北区天纬路李公祠东箭道、西箭道。现为五十七中校址，主体建筑已被拆毁，仅存附属两个小四合院。

保定李公祠：淮军公所街

上海李公祠：华山路1626号复旦中学内

南京李公祠：白下区四条巷77号、五福巷

济南李公祠：大明湖，1961年改为辛弃疾纪念祠

据传李鸿章谢世时留下四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财产，民间有“宰相合肥天下瘦”之说。但因其家产被分，无法确定具体数目。

李鸿章 – 人物评价

李鸿章作为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者，长期蒙受“卖国贼”之评价。近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出现，这位备受争议的清末重臣的地位也逐渐获得一些较为公正的评价。

正面的，他尽力维护中国的利益，洋务图强，然而无法改变中国落后的现实。对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曾据理力争，然而无奈国家羸弱，不得不接受屈辱的要求。他与曾国藩等人主导洋务运动是其进步的表现。他也有外交上维护中国的事迹，如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独自前往谈判，最终不割地而平息事件；在甲午战争处于不利情况时曾主动用最小代价来达成和解等，都是他卫国有利的一面。

负面评价主要来自于他曾作出的错误决策，后人也多对此诟病。如过于避战和重视海防而愿意牺牲整个新疆放弃疆防；1885年在完胜日本的情况下签订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给予了日本可以派兵进入朝鲜的权利；与日本的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指挥失误导致军舰在威海卫被全歼；中法战争胜利后反而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等。虽然这些不利条约和做法受制于各种客观条件，但他依然要为这些事件的误国行为承担很重的责任。另外在早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他杀人过多。这也牵涉到湘军和淮军的整体评价。洋务运动和他的一系列措施并没有改变中国继续沦落，也让他的功劳并不显著。

《清史稿・李鸿章传》评价说：“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曾国藩曾说“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拼命著书”。李鸿章热中官场，亦深得朝廷倚重，历数十年而不衰，显然得益于他的为官之道。

李鸿章的政敌梁启超对他的评价是：“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吾欲以两言论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

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时，曾这样说李鸿章： “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难险阻，尤所不辞。如筹海军、铁路之难，尚毅然而成立，况于农桑之大政，为民生命脉之所关，且无行之难，又有行之人，岂尚有不为者乎? ”

左宗棠因湘淮派系之争，以及对国防政策之歧见，与李鸿章素来不睦，甚至势同水火。在中法战争以签订有利于法国的中法天津条约结局之后，左宗棠对当时主和的李鸿章作出以下批评：“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在是否收复新疆的问题上他也与李鸿章相左，最终事实证明左宗棠收复新疆是值得肯定的；而李鸿章希望放弃新疆的做法虽然是依其重视海防的道理，但依然是误国的决策。

李鸿章对自己作为尝作出以下的总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而对于影响清廷及李公本人荣衰至重的甲午之役，李鸿章曾对甲午之败作出这样的分析：“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糜费为疑，至以购械、购船，县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至一发不复收。战绌而后言和，且值都城危急，事机万紧，更非寻常交际可比。兵事甫解，谤书又腾，知我罪我，付之千载……”。 

后人读此言而知此人，谅此公之心，更觉堪怜

李鸿章 – 相关内容

从其诗，看其人。看看李鸿章写的诗，大家也许会认识一个不一样的李鸿章。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 八千里外觅封侯。
定将捷足随途骥，那有闲情逐水鸥! 笑指泸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

频年伏枥困红尘，悔煞驹光二十春；马足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
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即此可求文字益，胡为抑郁老吾身!

黄河泰岱势连天，俯看中流一点烟；此地尽能开眼界，远行不为好山川。
陆机入洛才名振，苏轼来游壮志坚；多谢咿唔穷达士，残年兀坐守遗编。

回头往事竟成尘，我是东西南北身；白下沉酣三度梦，青山沦落十年人。
穷通有命无须卜，富贵何时乃济贫；角逐名场今已久，依然一幅旧儒巾。

局促真如虱处T，思乘春浪到龙门；许多同辈矜科第，已过年华付水源。
两字功名添热血，半生知已有殊恩；壮怀枨触闻鸡夜，记取秋风拭泪痕。

桑于河上白云横，惟冀双亲旅舍平；回首昔曾勤课读，负心今尚未成名。
六年宦海持清节，千里家书促远行；直到明春花放日，人间乌鸟慰私情。

一枕邯郸梦醒迟，蓬瀛虽远系人思；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
诗酒未除名士习，公卿须称少年时；碧鸡金马寻常事，总要生来福命宜。

一肩行李又吟囊，检点诗书喜欲狂；帆影波痕淮浦月，马蹄草色蓟门霜。
故人共赠王祥剑，荆女同持陆贾装；自愧长安居不易，翻教食指累高堂。

骊歌缓缓度离筵，正与亲朋话别天；此去但教磨铁砚，再来唯望插金莲。
即今馆阁需才日，是我文章报国年；览镜苍苍犹未改，不应身世久。

一入都门便到家，征人北上日西斜；槐厅谬赴明经选，桂苑犹虚及第花。
世路恩仇收短剑，人情冷暖验笼纱；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

注：这是李鸿章早年进京赶考时所做的十首诗，诗写得慷慨激昂，我还推荐大家看看李鸿章晚年写的――《筹议海防折》。真的，我觉得如果李鸿章从骨子里就是一个卖国贼的话，他写不出那样的东西。从那个折子里你可以看到：李鸿章对科技、教育、经济、军事都有怎样的思考和研究！

他有罪，那是历史造成的。他必须忠于大清，忠于他自幼所受的传统教育。客观的说，李鸿章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但是在他那个时代，他做了很多超越自己时代的事情。正是他和曾左等人的努力，让清朝的灭亡时间大大推迟了，在他那个时代，那就是他的价值，虽然这种价值坑害了中国。

轮船招商局大家知道吧，这个李鸿章盛宣怀办的企业，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迅速垄断了中国的内河和外海航运，把欧美航运公司全部赶出了中国，这个事情很有代表性。

现在咱们的招商银行，你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吗？恰恰是轮船招商局的下属的企业啊，而且是在香港第一个挂牌的内地企业。李鸿章的遗产，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李鸿章 – 李鸿章与奥运会

奥运会之谜揭示的是我们证明身份的诉求

举办奥运会是国人的梦想。在晚清的对外交涉和冲突中，中国的国际身份被冲击得一塌糊涂，160年之中，我们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在国际上重新塑造自己的身份。于是，奥运会以及各种国际盛会，都承载了我们证明自己身份的重要使命。

于是，各种谣言和野史甚嚣尘上，更拿出李鸿章率团参加1896年奥运会说事。其实，所有的历史记载中，均不能找出任何证据证明李鸿章曾经接受过顾拜旦他们的任何邀请，更不用说率团参赛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中国体育博物馆均无此事的相关证据。20世纪80年代，有中国专家访问了国际奥委会设在瑞士洛桑的总部，专门询问过这个情况，得到的答复是无证可查。
　　
人们说李鸿章率团参加奥运会是为了创造一种奇特的效果，以讽刺固步自封的晚清如何在国际上出丑，达到一种自我虐待的心理目的。
　　

这种对历史的错误解读，昭示了人们是习惯于故意根据某种目的需要去篡改历史的。
　　
1896年4月6日，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在奥运会的故乡希腊雅典举行。此时李鸿章正在赶赴圣彼得堡的路上，肯定是没有带员参加奥运会。事实上，李鸿章根本就没有带这个任务，更谈不上带运动员参赛了。所有关于李鸿章带员参加第一届奥运会的故事全部是以讹传讹的。
　　
1895年一年，李鸿章因其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地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并且因签订《马关条约》，已背“汉奸”骂名。至1896年正月，离奥运会只有3个月的时候，其所奏之折，几乎为其一生最少的一年，共计有九折。分别为：《军机大臣密寄》，是关于重新启用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前往日本谈判的复函；《预筹赴东议约情形折》，是关于与日本谈判时是否割地的意见，提出普法战争都相互割地了，中国割地，然后“力图自强之计”，“不嫌暂屈以求伸”；《军机大臣密寄》，是朝廷对李鸿章全权处理谈判的意见和处理之难的认同；《军机处王大臣庆邸等公奏折》，是关于敌情叵测，赶紧开始谈判的折子；《吁辞使俄折》，是李鸿章谢绝皇上点名他前往俄国参加俄国沙皇加冕典礼的折子；《使俄谢恩折》，是两天后李鸿章不得不接受使俄使命而谢恩的折子；《李经方随往片》，是恳请带儿子李经方一起出使欧美的折子；《随带人员折》和《洋员参赞片》均是关于带谁一起前往欧美的折子。这些外国随员，除了俄国人柯乐德以外(俄国没有参加首届1896年夏季奥运会)，德国人德璀琳、法国人穆意索、英国人赫政、美国人杜维德这几个人应该知道奥运会。如果奥运会这么大的事情，即使朝廷不懂，总理衙门不懂，那么李鸿章不至于不懂，因为这些随员自己的祖国派人参加了，那么如果李鸿章知道了或者接受了奥运会邀请，他是会和这些人谈及此事的。但是，在出国访问前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提及任何关于奥运会的话。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任何外国的信件或者电文转交给李鸿章，否则，李鸿章以其处理国际事务的经验，应该会重视国际盛会的。
　　
因此，关键的问题不是寻找李鸿章是否带员参加过奥运会，而是从奥委会的历史档案中查找他们曾经是否发出过对大清帝国的邀请函。
　　
李鸿章访问欧美之时，中国连国歌都没有，如果参加奥运会，则升旗、奏国歌都无法实现。在圣彼得堡，他们临时找了一首七绝诗加以改编，配以古曲，作为国歌，后来成为清朝对外场合之代国歌，洋人称之为《李中堂乐》。这首最早的近代国歌的出笼，证明了中国国际身份的尴尬局面。歌词曰：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天日，五色云车驾六龙。

但是，与人们想象中的或者创作中的一些形象不同，李鸿章出访欧美，造成了西方的一阵“李鸿章旋风”。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见了李鸿章后称其为“东方俾斯麦”，欧洲的报纸也把李鸿章与俾斯麦、英国首相格兰斯顿并称“当今天下三大老”。在美国纽约，更是出现了万人空巷的迎接场面。李鸿章绝对是塑造了当时中国开明的、强悍的国际形象。

李鸿章 – 国防思想的现代化

李鸿章卷入的塞防和海防之争， 牵涉到两个问题， 一是财政预算，二是国防思想的现代化。

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 清王朝首要和紧迫的任务是如何重新建立起有效的国家安全防御体系。在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之后，究竟哪一个方向是国防战略的重点所在，国防的战略重心应设立在什么位置？这个问题引起了清王朝众多政治家的广泛关注。在最高决策者的主持下，海防和塞防之争就不是简单的集团利益的争论，更不是爱国与卖国的争论。这次讨论的结果初步改变了中国已经延续千年的国防战略格局，对中国近代国防的重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这次国防大讨论为转机，近代中国的国防开始实现了战略重点的转移。左宗棠和李鸿章的观点在当时具体的个案上发生了争论，但是并不能就此认为二人完全在长期的国防上持相反观点。
　　
北大诗人海子曾经吟唱“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庸俗一下的话，这是海子向我们这样一个传统上背对大海的国家所发出的集体面向大海的呼唤：啊，海军！
　　
李鸿章自建淮军始便开始中国军队和国防的现代化事业， 重视海军是他看到了来自海上尤其是日本的威胁。这是一种对中国而言具有长期价值的地缘政治思想。他对国防军队的建设和左宗棠在大局上是一致的，作为洋务派的重要人物，他们在军队现代化上的观点是一样的。左宗棠大力创设和扶持福州船政局就证明了他的海防意识。而李鸿章也不是只搞海军。相对而言，在具体到新疆问题上的时候，李鸿章把更具有根本性的潜在的威胁看得比来自陆地的危险更重，而左宗棠更强调了现实的威胁。
　　
李鸿章等人从18 7 5 年开始的重新建构国防战略体系的努力， 是中国近代史上为有效保卫国家安全而理智地确立国防重心的重要历史过程。他们为中国传统的国防指导思想输入了新的内容。从两个战略重心并存，到海防成为惟一的国防重心的转变过程，实际上是中国国防完成从陆到海战略的一个历史性转变。这一转变为近代国防以防御列强从海上入侵为主的战略指导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这就是海防和塞防之争的历史价值。

李鸿章 – 出访欧美

出访欧美：鲜明的现代意识

《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为千夫所指，代朝廷受过，失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职务。1896 年2 月，为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同时也为“ 联俄制日”，李鸿章被派出访欧美， 进行了一次环球访问。
　　
《中俄密约》的签字， 使李鸿章相信“ 二十年无事， 总可得也”。实际并非其所想， 却开启了列强竞相争夺中国的大门。不过， 对于这趟经历， 他得出的根本结论是：“ 至于根本计， 尤在于变法自强。”
　　
1896 年6 月他到达柏林， 下榻于柏林豪华的恺撒大旅馆。他前往皇宫晋见了德皇威廉二世， 呈递国书， 并致颂词， 对德国帮助中国要回辽东、帮助中国训练军队、购械铸船表示感谢。为讨教强国之策， 李鸿章专门赶到汉堡附近拜访了已经下台的俾斯麦。俾斯麦设家宴招待李鸿章。对于“ 东方的俾斯麦” 的来访， 俾斯麦提供了建立强国的要诀： 建立一个强大的军队。显然， 这符合李鸿章的改革取向。但是， 这并非是中国自强的根本之计。
　　
1896 年8 月28 日他抵达纽约， 掀起了美国的“ 李鸿章热” 。为迎接李鸿章的到来， 正在海滨度假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特地赶到纽约会见李鸿章。纽约港到处挂起了大清帝国的国旗， 礼炮轰鸣， 万人空巷。李受到了“ 史无前例的礼遇”( 《纽约时报》)。李鸿章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展现了一个卓越的外交家的敏锐的国权意识和现代意识。
　　
他抨击美国的排华法案： 适逢美国国会已通过了排华法案《格力法》， 李抨击这个法案，“ 眼睛射出灼人的光芒” 。他说：“ 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 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 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 是自由吗？ 这不是自由！”
　　
他认识到国际经济的互利性质： 当记者问到对华投资时， 李鸿章展示了他惊人的经济学知识， 认为在华投资是双方互利的事， 并表示清政府非常欢迎任何资本前来投资， 建立当代工业企业。他同时说：“ 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 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 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神圣的权利。”

他对于妇女的教育问题表达了开明的立场。美国记者问及：“ 阁下赞成妇女受教育吗？” 他答曰： 在我们清国， 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 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

他认识到报纸或者新闻媒体应该揭露真相。他说：“ 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也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李鸿章 – 李鸿章之死

78岁的李鸿章死于1901 年11月7日。他死在《辛丑条约》签字之后，死在不同意俄罗斯侵占东北的谈判过程中，死在为收拾残局而必然被人唾骂的悲情之中。

李鸿章至死都是一个明白人。在《辛丑条约》的谈判中， 他上《和议会同画押折》，对“好勇斗狠”的策略提出了批评(实际批评了慈禧向八国宣战的愚蠢之决策)。其间说道：“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钜，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少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恐或伤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也。”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李鸿章临死前的忠告， 随着他的死也就无法真正起到治国安邦的效果了。
　　
慈禧在西逃过程中，已经被自己的行为吓破了胆。反省已经太迟，现在她只希望李鸿章还能够多活些日子，帮助她度过难关。在回銮过程中，慈禧得知李鸿章病重，特别“赏假十日”，“荣膺懋赏。有厚望焉”。
　　
梁启超说李鸿章之死也是俄国人“ 助天为虐，恫吓催促”的结果。因为俄国公使居然在李鸿章临死前一个小时，还围转在李鸿章的床头，逼迫李鸿章在俄国占领东北的条约上签字。
　　
李鸿章这次流下了眼泪。
　　
据历史记载，李鸿章流完眼泪，闭上了眼睛。身边的人大哭：“ 还有话要对中堂说，你不能就这么走！”李鸿章的眼睛又睁开了。身边的人对他说：“ 俄国人说了，中堂走了以后，决不和中国为难！ 还有，两宫不久就能抵京了！”李鸿章“ 两目炯炯不瞑，口欲动”。老部下周馥(安徽建德人)抚之痛哭曰：“ 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 公所经手未了事， 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罢！”周先生手抚李鸿章眼睛，且呼且抹，帮助他闭上至死难亦瞑住的眼睛。

周先生说的是安慰的话， 除了李鸿章， 没有人真正能收拾残局，他们都清楚得很。
　　
李鸿章留有遗折一封， 其中说道：“伏念臣受知最早，蒙恩最深，每念时局艰危，不敢自称衰病。惟冀稍延余息，重睹中兴，赍志以终， 殁身难暝。……窃念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伏读迭次谕旨，举行新政，力图自强。”

李鸿章临终时留有一诗，其文如下：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由未矣，请君莫作等闲看。
　　
那些远远站在大洋彼岸的侵略者假惺惺地哀叹李鸿章之死。日本国内有评价李鸿章道：“ 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美国人盖棺论定：“ 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做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李鸿章，不需要他们评价，不屑于他们评价。
　　
这就是李鸿章，一个在国内无法公开支持全面改革、在国外却具有鲜明开放意识和现代意识的士大夫，一个处于夹缝中的人。戊戌变法的健将梁启超曾经评价李鸿章， 说：“吾…… 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 李鸿章在晚年则认为自己不过是个裱糊匠，所谓练兵、洋务， 都是“ 纸糊的老虎”，捅破了就一钱不值。适逢内忧外患，从里到外都是烂透了的清王朝，裱糊匠将一个破烂的房子装饰一新，唬唬人尚可，既是偶遇小风雨修修补补也能看得过去，但真的遇到大风雨， 破屋必然原形毕露。这又岂是一个裱糊匠能够通过修修补补挺得过去的，尽管他的师傅曾国藩告诉了他的生存法则是“ 挺经”： 挺住，挺住，再挺住！

李鸿章 – 相关信息

洋人的开花弹“炸开了”李鸿章的脑袋

　　
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为何突然一夜之间共同想到了要搞洋务运动，富国强兵？这得归功于洋人联合镇压太平天国中的开花弹。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曾国藩在北京读他的圣贤书，根本就不关心这个在他们那一代士大夫中看来是小小的“边衅”的中外冲突。即使是第战争，也没有敲开他们闭塞的脑袋。只有亲临战场，亲身体会了现代战争的厉害以后，他们才在集体的意义上意识到世界的变化，才产生了洋务运动的思想主张。

1853年(咸丰三年)，太平军进占安徽时，李鸿章曾在他的家乡庐州(今合肥市)参与办团练，被太平军击败。1861年在曾国藩的支持下，李鸿章复以团练为基础编练淮勇约7000人，因依靠安徽淮河南北地主豪绅而成军，故称“淮军”。
　　
1862年(同治元年)2月，李鸿章奉曾国藩之命将淮勇带至安庆，遂宣布成军。为在上海一带镇压太平军，曾国藩调拨8营给李鸿章以作资本。

李鸿章初到上海，就致函曾国藩，惊叹洋炮之厉害：“连日由南翔进嘉定，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弹真神技也。”
　　
1862年底，淮军扩充至2万多人，同时购置洋枪洋炮。又组织洋枪小队，后为洋枪队，每哨并添劈山炮二队，首先改编的是程学启部。
　　
1863年初，张遇春所部编有炮对200名。这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炮兵部队。当戈登接管常胜军后，李鸿章借戈登之助，淮军各营普遍雇用洋将，教练西式操典及演习洋枪洋炮之法。淮军成为在军事上走在中国近代军事现代化最前列的部队。
　　
1864年7月，镇压太平天国后，曾国藩深恐功高盖主，日夜不安，自请分批裁撤、遣散湘军。而李鸿章的淮军，因为要镇压捻军及西北少数民族起义，朝廷同意保留。
　　
1865年，李鸿章把以前两年在松江、上海、苏州所办的几个洋炮局合并，在曾国藩支持下，购得上海一座铁厂，建江南制造局。自称“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1870年任直隶总督后，又接管天津机器局。
　　
江南制造局规模最大，水平最高，1875年就能造成发射68磅炮弹的大炮。这就是李鸿章的大炮情结。
　　
此外，李鸿章又迅速地把他的国防思想转变到海军上。造就了中国第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海军―― 北洋舰队。
　　
正是从对军事力量的关注中，洋务运动迅速开展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李鸿章注意到光造枪炮是不行的，还得有人指挥使用。于是， 在1870 年他接管天津机器局的时候，提出“ 制器与练兵相为表里。练兵而不得器， 则并无用； 制器而不得其人， 制器必无成。……士大夫留心经世者， 皆当以此为身心性命之学，庶几学者众，而有一二杰出，足以强国而瞻军” 。于是有了后来的赴美幼童。
　　
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 李鸿章还有一个重要的收获， 那就是认识了一些洋人， 他们对中国的改革建议， 成为李鸿章等人最终不断推进中国近代化改革的外在支援。
　　

其中最有名的一人就是英国少校戈登。李鸿章在1896 年访问英国时，还去伦敦凭吊过此人。不过，野史中说，英国戈登的家人非常感激， 送了李鸿章一只运动型猎犬， 结果却叫李鸿章误会，给烹吃了。所谓“ 所赏珍味，感欣得沾奇珍，朵颐有幸” 。当然，这是开李鸿章的玩笑了。其实，李鸿章对戈登这些人的意见是非常重视的。
　　
戈登接管常胜军后，在李鸿章手下成为一员特殊的猛将，协助镇压了太平军。《李秀成自述》中描述了洋枪队的厉害：“ 我(李秀成)十二年( 同治元年，1862 年) 在省， 往(住)有四月之久，然后有巡抚李鸿章到尚(上)海接薛巡抚之任， 招集洋鬼与我交兵。李巡抚有尚(上) 海正关，税重钱多，故招鬼兵与我交战。其发兵来破我嘉定青甫(浦)，逼我太仓昆山等县，告急前来，此正是十二年四五月之间，见势甚大，逼不得已，调选精锐万余人亲领前去。此鬼兵攻城，其力甚足，嘉定青甫(浦)到省一百余里，其攻城尔外无救五六时辰，其定成功也。其炮利害，百发百中，……洋枪炮连响，一踊直入，是以我救不及。接到惊报， 当即启兵，救之不及，失去二城。”
　　
1864 年春，戈登给他母亲的信中写道：“ 我想，如果我能活下来，圣诞节之前应该能回家。我承受的损失惊人，100 名军官伤亡48人，3500 名士兵伤亡1000 人。不要说我脾气倔强，但我真是不在乎提升或荣誉。我知道当我离开中国时，我会和来时一样穷。但是我想， 通过我的努力， 数十万人的生命能够得救，我就心满意足了。”
　　
戈登美化了中外政府间协作联合镇压农民起义的事实，但是他的为人却得到李鸿章的重视，正是此人把先进的军事装备和先进的战术示范给李鸿章，才使李鸿章茅塞顿开。

此后的16年间，李鸿章把遥远的这位洋人视为可以为中国出谋划策的谋臣。
　　
1879年8月，中国驻俄公使崇厚未经清政府批准，同俄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朝野对此意见不一，有主战者，有主和者。主和的李鸿章通过总税务司赫德请戈登来中国，想利用他的声望说服各主战大臣。1880年7月，戈登应约到华，对主战派官员说出“愚蠢”二字，令译员不敢翻译，他亲自翻阅英汉字典，指给各位看个明白。这就是这位殖民分子的心直口快。
　　
七月初四日，戈登南返。李鸿章奏请一千两路费给戈登。戈登临别，赠言二十条给李鸿章。此事见《李鸿章全集》之《译署函稿》卷十一。这些赠言包括：一，凡中国与外国议约须在中国商议，因中国官员若往外国则易于受蒙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