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个人资料简介

吴敬琏，男，1930年1月24日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1954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国际经济学会(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IEA)执委会成员、国际管理学会(International Academyof Management，IAM)会员；《改革》、《比较》、《洪范评论》杂志主编；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大学荣誉社会科学博士。1984～1992年，连续五次获得中国“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03年获得国际管理学会(IAM)“杰出成就奖”；2005年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

吴敬琏 – 个人简介

现任中旭商学院(中旭文化网)高级讲师，1948年，考取金陵大学文学院，因病于1950年正式入学，入学后转入经济

系学习。

1952年，高等院校调整，金陵大学经济系并入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

1953年，大学毕业，1954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5-1956年，跟后来在柯西金时期成为著名改革派经济学家的前苏联专家阿・毕尔曼学习，研究企业财务和国家财政问题。

1956-1957年，参加全国范围的体制调查和体制改革研究。他参加了孙冶方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和于光远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写作。在这一期间，他的理论文章，如与林子力合写的《全民所有制经济论》等，特别是为于光远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写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表＞》，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1960年，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社会主义的过渡性》一文，被国外某些学者认为是一篇某种原则上区别于前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体系的代表作。

1976年以后，他进入了工作最紧张、成果最丰富的时期。

1977年，他较早对大寨“左”的口号和做法提出了公开的批评。他还参加了“按劳分配讨论会”的筹划和组织工作，在经济理论方面对极“左”思想发起了系统批判。

从1979年开始，他把研究的重点逐步转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比较研究方面来。在这种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的想法。他和其他经济学家一起,为在中国开辟比较经济体制研究这个新的学术领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1982年，和别人合写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经济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和《试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调节方式》等文章，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

1983年，赴美国耶鲁大学做访问研究员。

1984年7月，访美归来。他在调查研究中发现某些简政放权的措施，使得地方封锁割据现象加重，而企业并未获得应有的自主权，于是在中国经济学文献史第一次提出了“行政性分权”和“经济性分权”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分权的概念，指出必须避免走行政性分权的道路。1985年2月发表了《经济改革初战阶段的发展方针和宏观控制问题》。指出，为了保证经济改革能够平稳进行，首先需要创造一个宏观经济关系比较协调，市场不太紧张，国家财政，物资后备比较宽裕的良好经济环境。此后，他针对现实经济中的问题，进一步论述了以上观点，并提出对改革目标和实施步骤作出总体规划的时机已经成熟。

1985年11月，他领导一个课题组对“六五”时期的经济发展经验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在以《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体制改革和提高人民生活三者的关系》为题的报告中提出，中国正处在二元经济迅速向现代经济转化的阶段。在这个经济发展阶段，必须始终十分注意经济效益的持续提高，十分注意社会资金的积累，恰当地把握农业人口向非农业转移的速度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

1986年初，他参加了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的工作。他有机会将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加以系统整理。这一时期，他写的《关于改革战略选择的若干思考》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展和改革的经验总结》等文章，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关注和高度评价。

吴敬琏 – 工作经历

1999年 匈牙利布达佩斯高级研究所(CollegiumBudapest)，研究员；

1996年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访问研究员；

1994年 美国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1990年 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评议会成员；

1983―1984年 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和社会政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1986―1987年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

1984年至今 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其中1984～1989年任常务干事，1985～1990年任动态组组长；

1983年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1979―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1954―1979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

吴敬琏 – 两会语录

1、节假日目前不应太多

对有人提议将大年三十、中秋、端午定为法定假日这一问题，吴敬琏认为，我国目前假日已经太多了，需要统筹考虑，最好请几个机构出面来研究。比如，长假期到底是有利于整个消费还是只利于假日消费。

2、城市拆迁不应按市场价补偿

在城市拆迁补偿方面，吴敬琏认为按市场价格进行补偿是不合理的，因为城市化是全民的成果，其利益不应该完全给房主，应建立城市化基金，将这些收益按照一定的规定来分配。另外，可以对买进价和卖出价的差额开征资本利得税。

3、全民炒股现象不正常

全民炒股是不正常的。一是我们现在许多人自己直接去买股票，尽管美国人的持股率大大高于中国，但是我们看到哪个美国人天天自己去买股票？第二，我们总是在说“炒股”、“炒股”，六个月以内的频繁交易，叫炒股。可是在美国，很多股票的换手率在两年以上，就是说是长线的操作。”

4、打压房价会使物价上涨

因为住房这个商品有两重价值，一是住，一是投资。现在社会上货币过多，投资买房就把房价抬高了，而消费买房的人收入又买不起。如果打压房价，可能无效，而且这些钱就要流到别的消费领域，使物价上涨。

吴敬琏 – 观点尖锐

吴敬琏曾经抛出中国股市“赌场论”，他曾经为草民生计、为维护市场规则仗义执言，他曾经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是媒体和公众眼中的学术明星。而在2007年两会期间，吴敬琏抛出“拆迁补偿所得应该缴纳所得税”、“春运车票不涨价不符合市场经济”等诸多言论后，成为各方舆论炮轰的对象。

2007年3月5日，他的这一番言论见诸报端，舆论瞬间哗然。在言论自由的网络世界中，吴敬琏几乎成了众矢之的。此后，他提出的“全民炒股是不正常的”、“城市拆迁按市场价格补偿是不合理的”、“政府有意打压房价可能不大有效”、“中国假日太多了，需要统筹考虑”等观点，也几乎都遭到了公众的质疑与反对。一些评论人士义正词严地批评吴敬琏违背民意，建议吴敬琏恶补一下穷人经济学。

吴敬琏一直被视为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是媒体和公众眼中的学术明星。由于“出言不逊”，遭到网友们的强烈“炮轰”。有人担心地说：“照此下去，离吴敬琏不敢说话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任何观点都是有局限性的，代表的都只是部分人的观点。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和容量剧增。很多时候，他们根本没有可能读完整篇报道，而只能通过标题乃至短短的导语完成阅读。

很多根本不懂得经济学常识的人攻击吴敬琏，并非是因为吴敬琏的“谬误”思想，而是为了吸引网络世界的眼球。融入了媒体观点，读者产生“吴敬琏究竟说的啥”的疑问自然也就难以避免了。

吴敬琏是一位资深的著名经济学者，曾对中国股市作出“泡沫论”、“赌场论”的判断，他的这些论断已经被事实所证明。他本人也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肯定和支持，成为最值得尊敬的中国经济学家之一。

2011年5月，吴敬琏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全能政府体制虽然动员和支配资源的能力极强，但通常是低效的，办起错事来也是力度很大的。目前我国存在的种种社会弊病和偏差，从根本上说，是源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府改革尤其滞后，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的压制和控制，造成了普遍的腐败寻租活动的基础。政府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甚至试图将这种干预合法化、长期化，这是中国现在遇到的最大的危险。

吴敬琏 – 个人影响

吴敬琏获得的经济学的所有成就，都是继承前人而又超越前人的结果。与前辈经济学家相比，吴敬琏有更深厚的现代经济学前沿知识的学术功力，有更广阔的经济体制比较的国际视野，有更强烈的干预生活的改革诉求。改革开放时代成长起来的一大批年轻经济学家，他们中间的不少人在海内外的著名学府中受过良好的经济学训练，比较熟悉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而较少地受到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束缚。然而也往往因此形成了他们与老、中两代经济学家在学术上和风格上的“代沟”。吴敬琏可以说是中生代经济学家中的少数特例之一。由于他勤于学习和勇于弃旧从新，在与新生代经济学家的对话中往往比较容易找到共同语言和融洽地进行共同的研究。与晚辈经济学家相比，吴敬琏在思想深度、治学方法、精神追求等方面堪称榜样，而在现代经济学的新进展方面，又不耻下问，好学不倦。因此，他被许多年轻经济学家目为导师和主帅。吴敬琏作为同辈经济学人的杰出代表，应该说在中国经济学界是早有定评的。吴敬琏在中国经济学界影响了一个时代。

在社会上，吴敬琏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有名称谓：“吴市场”，这个称谓起始于90年代初期。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理论界曾经发生过几次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重大论战。与薛暮桥等经济学家一起，吴敬琏始终一以贯之地高举市场经济的旗帜(最初大家都用商品经济来代替市场经济的概念，这里既有认识的渐进性，也有相当的策略意义)。在那些年月，坚持市场经济的理念和主张，要承受很大的政治压力。吴敬琏大力伸张市场经济，但并没有把市场经济作为空洞的口号和时髦的标签，他以对人类文明和历史进程的深刻领悟，提出了市场经济改革的思想理论体系。

吴敬琏在多方面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他较早提出而且顽强坚持在中国要实行市场经济，主张以竞争促进效率，以市场配置资源，市场应当通过法律和自律来保障其公开、公正和开放，强调搞市场经济必须保护产权、契约自由、风险自担。他强调改革必须整体推进，认为经济体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建立市场经济的改革，必须在最主要的若干方面配套进行，单项突破和孤军深入往往难以取得成功，甚至会产生某些负面的后果。

吴敬琏主张国民经济应该协调发展。针对一度出现的经济过热现象，他坚持认为不能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特别是不能只追求数量，不顾及质量。他强调在改革初期如果把经济绷得过紧，人为造成供不应求，不利于放开价格，取消管制，往往还会给阻延改革留下藉口。他反对用通货膨胀的办法刺激经济增长，认为这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公，毒化社会风气和人们的心理，因此他对泡沫经济有着特别的警惕和憎恶。在出现通货紧缩的时候，他支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复苏，同时提醒注意防止旧体制乘机回归。

随着改革初战告捷，市场经济框架初步形成，吴敬琏又根据变化了的情况，进一步提出“区域整合和难点迂回”的主张，他认为传统国有经济是改革计划经济的最大难点，可以通过某些地区的市场经济先行一步，多种形式的非国有经济的率先发展，以包围之势推动全国经济体制的整体改革。

吴敬琏最早引进“寻租理论”来揭示当前以权钱交易为主要特征的腐败现象的制度根源，认为由于改革不彻底而残余的行政审批权力与金钱合流可能产生坏的市场经济，或称“权贵资本主义”(CronyCapitalism)。惩治腐败必须和制度改革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是标本兼治的惟一选择。他坚持“实体经济决定论”，认为尽管按要素分配是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任何时候也不能忘记，从根本上讲一切社会财富来自于诚实的劳动；他积极支持和密切关注资本市场的发展，认为资本市场是市场经济的高级形态，必须配合以严密的立法和公正的监管，反对用过度的投机和泡沫去制造纸上富贵和极少数人欺诈掠夺绝大多数人的机会。

吴敬琏对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研究很深，提出要重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他认为国有企业的传统管理模式已经被历史证明是没有效率的，必须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在明晰产权的前提下，以国家法律和公司章程为准绳，确立起规范的委托代理关系，从而形成有效的激励动力机制和约束制衡机制。也许是由于他母亲邓季惺的企业家才能的熏陶，吴敬琏不仅是一位企业组织和企业管理的理论家，而且是一位精明的实践者。他是好几个国有控股公司称职的独立董事，也是许多民间企业家的诤友和顾问。

90年代中期以后，他把自己研究的重点放在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民营经济的发展上，他所领导的课题组关于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和发展民营经济的建议，为制定有关的政策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推动。他对放手发展中小企业的建议被政府有关方面吸收到政策文件之中。他对温州等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经验的赞扬和推广，也造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在信息产业和所谓“新经济”兴起的时候，他提出“制度重于技术”的看法，认为只有首先建立起适合高新技术创造和发展的体制，才是追赶世界科技潮流的根本之道。他还认为高新科技不是可以完全脱离实体经济的虚幻之物，其真正的价值最终要反映在对实体经济和社会福利的促进上。

吴敬琏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里提出的理论观点，经历了时间和实践的考验。这些鞭辟入里的鲜明见解，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和整个社会变革中产生了不可抹杀的重要影响。吴敬琏在中国经济学界归属于一个时代

一个正确的观点要被社会所接受并不容易，一个学者要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正确观点更不容易。令人欣慰的是，在中国的经济学界不乏铮铮铁骨的硬汉，也不乏坚韧不拔的志士。马寅初、孙冶方、顾准等人宁折不弯、至死不改初衷的人生态度，被后辈经济学家奉为学习楷模和追求境界。吴敬琏长期目睹孙冶方为坚持信念而屡遭迫害，又和顾准有一段令人心碎的交往，可以说他深得两位哲人的真传。吴敬琏在做人和治学方面很有风骨，保持了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应有尊严，显示了不同凡响的人格魅力。

吴敬琏一向认为理论的权威不是靠册封的，反对以行政权威去裁判理论问题的是非曲直。他曾经著文批判封建社会把知识分子看作君主贵族的仆从弄臣、认为知识分子的地位“近乎卜祝之间”的腐朽观点。吴敬琏不是一个沉迷书斋、孤芳自赏的名士，更不是一个愤世嫉俗、清高孤傲的酸儒。他“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时时以民生国运为己任。他的建言，既不唯上，也不媚俗，常常显示出特立独行的风格。古人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尽管他的一些代表作在社会上常常传诵一时，他的一些重要的建议有时成为改革实践的一部分，但他的耿耿诤言并不总是那么受到欢迎，有时还可能被人误会和曲解，甚至遭到攻击和压制。然而，“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吴敬琏怀抱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始终不攀附权势，不随波逐流，不为个人名利和风险所动。

吴敬琏 – 主要著作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

《发展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制度重于技术》

《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

《国企改革攻坚15题》(合编)

《公司治理结构、债务重组和破产程序重温1994年京伦会议》(合著)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

《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合著)

《构筑市场经济的基础结构》

《何处寻求大智慧》

《建设市场经济的总体构想与方案设计》(合著)

《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

《大中型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合著)

《市场经济的培育和运作》

《中国：向高度经济成长的挑战》(与小林实合编)

《通向市场经济之路》

《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

《论竞争性市场体制》(合著)

《吴敬琏选集》

《腐败：货币与权力的交换》(合编)

《中国经济的动态分析和对策研究》(合著)

《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合著)

《经济改革问题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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