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鸿业个人资料简介

高鸿业先生，江苏徐州人，1921年出生，无党派人士，我国经济学界杰出教育家，西方经济学学科主要奠基人之一，著名经济学家，资深翻译家，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名誉会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资深教授、荣誉教授。学术见解对于澄清学术界的认识和指导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具有一定的意义，对于批判地吸收西方经济学说、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有一定益处。在经济学界产生了巨大反响，成为我国公认的西方经济学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高鸿业 – 简介

1921年7月，高鸿业生于江苏徐州，1944年获上海交通大学工程学学士学位，1946年进入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改学经济学。1952年到1954年，任美国贝克莱加州大学经济系助教，1956年，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并被美国密苏里大学管理学院聘为商业统计学副教授。1957年，高鸿业先生响应祖国号召，放弃在美国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毅然回国投身于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回国后，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从事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上世纪60年代初，他与其他学者共同主编了《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1962-1964年)，介绍和评析现代西方经济学。改革开放初，高鸿业先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西方经济学，坚决主张有批判地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他拥护党的改革开放政策，认为有必要结合中国国情，有分析、有鉴别地吸收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有用的部分，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他率先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开设并主讲研究生课程《西方经济学专题研究》 ，与其他学者合著《现代西方经济学(上、下)》，并翻译了萨缪尔逊的《经济学》 (第十版)，发表了《评萨缪尔逊经济学》 ，全面系统地介绍、评价现代西方经济学体系，在经济学界产生了巨大反响，成为我国公认的西方经济学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1984年1月，高鸿业先生被国务院学位办遴选为我国第二批博士生导师，由他直接培养的硕士、博士多达70余人，其中许多人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学教学和科研领域的中坚力量。他于1983、1987、1992年三次赴美国进行学术交流、讲学与合作研究，并被聘为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经济系客座教授、美国国际管理研究院客座教授。

高鸿业先生自50年代起，就致力于研究西方经济学说。西方经济学所应持有的态度是：否定其整个理论体系，但借鉴其个别论点、方法和概念；对西方经济学中数学方法应持有的态度是：数学是研究经济问题的工具，它可以为正确的经济学说服务，也可以为错误的学说披上虚假的科学外衣。因此，判断经济学说是否具有科学性，不能取决于是否使用数学方法，而要看其内容是否能经受住实践的检验。他还认为，数学在西方经济学中被用于经济管理的技术方面，也被用于经济学的理论方面，由于前者所牵涉到的基本上是纯技术的内容，所以数学方法取得了有用的成果，而后者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意识形态，所以数学方法的应用往往得不到与实践相符合的结果。因此，不应只看到数学方法在经济管理技术上的有效作用而肯定它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应用的结果，也不应由于数学方法在意识形态上的背离现实的结果而否定它在经济管理上的有效作用。关于西方宏观经济管理方法在中国的应用问题，他明确指出，西方宏观经济管理方法的重要前提条件是价值规律能发生它调节生产的作用，而价值规律要发生调节生产的作用又必须具备至少四个条件，即竞争、有效率的市场、企业行为必须受利润及亏损的制约以及经济活动的水平必须处于资源所允许的范围内。西方国家经济的发达程度及其资本主义性质，使它能具备上述四个条件，从而为宏观经济管理方法提供了实施的可能性。但中国在目前并不完全具备这几个条件，因此，如果想借鉴西方宏观经济管理方法，必须首先使中国具备上述四个条件，才有助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他的上述学术见解对于澄清学术界的认识和指导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具有一定的意义，对于批判地吸收西方经济学说、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有一定益处。

高鸿业先生，于2007年5月17日上午9时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高鸿业 – 曾任职务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北京经团联理事，国家计委对外经济研究所顾问，山西省经济管理学院名誉教授，甘肃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兼职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高鸿业 – 获奖情况

(1)1987年《评萨缪尔森经济学》十篇系列论文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2)1988年获北京市劳动模范。
(3)1988年“西方经济学教学指导思想改革”(与人合作)获北京市普通高校优秀成果奖。
(4)1991年《现代西方经济学》(与人合作)获北京市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
(5)1993年被吸收为国际性的经济学荣誉学会成员，获北京市十佳教师、人民教师称号。
(6)1995年《评萨缪尔森经济学》获该年度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
(7)1997年主编的《西方经济学》(教材)被评为国家级教材。

高鸿业 – 主要研究领域

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高鸿业 – 研究贡献

一、译和评论西方经济学的代表性教科书和经典专著
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在为数众多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是有代表性的教科书，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为数众多的西方经济学专著中是经典专著。应商务印书馆之约，高先生先后翻译了这两部西方经济学名著。

在改革开放初期，萨缪尔森《经济学》中译本的出版，对我国读者了解现代西方经济学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多数读者很难辨别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是非。高先生认为，自己的责任不仅是把萨缪尔森的教科书翻译过来，介绍给中国读者，而且有责任为中国读者正确导读。为此，除了写作译者序，他从1984年下半年起在《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杂志上连续发表10篇评萨缪尔森《经济学》的系列文章，对该书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和评论。后来，这些文章汇集成册，以《评萨缪尔森〈经济学〉》为书名，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1988)。这一专著在当时代表了国内系统研究和评论西方经济学的最高水平，对青年学子正确研读西方经济学产生了导向性的正面影响。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本书的文字，连萨缪尔森等都感到晦涩难懂，翻译成中文的难度当然更大。原中译本译文带有早期白话文的特点，高先生按照商务印书馆的要求，用标准的现代汉语重译了《通论》全书，并对书中许多疑难之处加了重要译注，为我国读者阅读提供了很大方便。为了全面评价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正确引导读者研读此书，高先生还撰写并出版了题为《一本拯救资本主义的名著》的专著。　

二、撰适合中国特点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
作为经济学教育家，高先生深知教科书的重要性，因而十分重视我国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并为此做出了杰出贡献。他编撰、主编或共同编撰、共同主编的教科书有：《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现代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研究生用西方经济学》等。

高先生的教材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广泛参考多种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严格按照西方经济学的原貌准确地加以介绍；一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西方经济学进行评论。这样的教科书堪称是适合中国特点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多年来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学子。这些教材多次获奖，其中《西方经济学》被评为国家级教材。

值得提到的是，高先生已被遴选为全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第二批教材《西方经济学》的首席专家。令人痛心的是，当这部教材的设计和编写工作即将启动的时候，高先生与世长辞了。这是永远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

三、研究并提出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则
高先生总结了他回国后看到的国内经济学界对待西方经济学的两个极端：全盘否定和全盘肯定。改革开放前，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偏向于全盘否定；改革开放后，又偏向于全盘肯定。他认为，这两种态度都失之于偏颇，都不能使我们达到“洋为中用”的目的。主张，对西方经济学既不能全盘否定，统统骂倒；也不能盲目崇拜，全盘肯定。

经过长期深入研究，高先生对西方经济学提出了自己的基本观点：西方经济学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代表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总结，具有科学意义。因此，必须反对前者，借鉴后者。他指出：这一论点不但符合西方经济学的现实，而且也为西方学者所承认。

在这一基本观点的基础上，高先生对西方经济学作了三个层次的区分：一是把西方经济学中的一般经济理论即有关意识形态的部分与西方经济学中纯技术的内容作了区分；二是把西方经济理论的整个理论体系与其中的某些概念、论点和方法作了区分；三是把西方经济学的某些论点、概念和方法本身与西方经济学家对它们的解释和运用作了区分。

高先生注意到现在国内对西方经济学的潮流向全盘肯定的方向发展。他说：这一发展很可能带来两点不利的后果。第一，意识形态的混乱。任何社会，要想处于健康的稳定状态，必须具有大体一致的意识形态。否则便有可能陷入灾难性的动乱之中。第二，对西方经济学的误用。即使以西方经济学的有用之处而论，也要看它们是否适合于我国的国情。高先生常常为某些学者生搬西方经济学教条硬套中国经济现实的错误做法表示担心。他说：“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一位前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曾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不要把中国的前途，放在西方经济学的几个方程上。”

四、探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高先生一直注意研究和探索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他在这方面的重要成果很多集中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西方经济学研究》一书中。比如，针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主张，高先生从理论和实践上证明，私有化能提高企业效率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又如，能否把科斯定理作为我国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基础，高先生明确指出：我国所有制改革的方向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而在科斯定理中，根本没有公有制存在的余地。此外，关于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关于宏观调控等，高先生也有一系列独到的论述，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了自己的贡献

高鸿业 – 主要著作

1、《评萨谬尔逊经济学》 (1988年)
2、 《现代西方经济学(上、下)》 (1988年)
3、 《西方经济学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 (1994―1996年)
4、《西方经济学》 (1996年)，《现代西方经济学词典》 (1996年)
5、 《一本拯救资本主义的名著》 (2002年)
6、译著有萨缪尔逊《经济学》第十版和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7.主持翻译斯蒂格利茨《经济学》和萨缪尔逊《经济学》第十二版

高鸿业 – 相关内容

 在中国的大学中，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西方经济学：第一个把萨缪尔逊《经济学》翻译成中文，上世纪80年代初此书销量超过10万本；最先在中国人民大学讲授西方经济学；主编的《西方经济学》教材，被全国近1000万大学生使用；其课堂讲义，被当作考研之人的“红宝书”；在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经济学家地图》一书中，被称为“一等公民”……他就是高鸿业。所有这些显赫的声名，竟然为一个不到一米七的、已经弯曲的身躯所负载。2005年岁末，当我们走进人民大学西区教师公寓，初见这样一位弱小的老人时，很有些吃惊，直到交谈之后才发现，一个人的力量和智慧哪里是外表所能完全代表的？即使岁月在他的身上蚀刻了许多印记，然而坚韧自信的生命依然发出熠熠之光。

少年丧父久去国半生坎坷多磨难
30岁前高鸿业的人生，关键词是“战争”和“艰辛”。1921年生于江苏徐州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高勉之曾任徐州第一家报纸《醒徐日报》的主编，后因揭露军阀县长贾月壁贪污救灾款项而被贾秘密杀害。毕业于山东女子第一师范的母亲张莲修做小学教员，将当时才4岁的高鸿业含辛茹苦养大。

从上海中学毕业以后，高鸿业面对的是抗日战争的硝烟和困苦。在“工业救国”的思潮影响下，高鸿业考入当时已搬迁到重庆的国立交通大学机械系。1944年春，国民党政府下令征召大学应届毕业生充任援华美军的翻译。“因我的英文成绩相对较好，短期培训后，我被提前派到昆明炮兵学校做炮兵战术课程翻译。”1945年夏，高鸿业等100名翻译被派遣到美国，实际是培训国民党政府的留美空军。于是，他来到密西西比州一家飞机场担任飞机维修翻译。

1946年9月，翻译任务结束后，经朋友联系，天性倾向于文法科的高鸿业进入科罗拉多大学经济系读书，他一边学习，一边打工：洗盘子、做清洁工、干农活。“1948年拿到硕士学位。想回国，已经买了船票。当时解放军围攻上海，船不能在上海靠岸，回不去了。”

孜孜不倦研“西经”守得云开见月明
回国后不久，高鸿业就发现中国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还停留在马歇尔的阶段。他心里想，这种状况对中国很不利，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但他也仅仅是想而已，那时候被当作反动学说的西方经济学，几乎是不可能正常研究的。

1958年在人民大学，高鸿业先给经济系老师讲西方经济学，后来人大和北大在全国首开西方经济学课程，高鸿业主讲。“当时不叫西方经济学，叫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主义要想前进，必须有一个对立面。经济学方面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我好比唱戏一样，演曹操、演坏蛋。当时讲西方经济学，主要是树立靶子，做批判对象。”高鸿业谈起当时的情形不乏幽默。

作为靶子的还有一套书――《当代西方经济学说》(包括《凯恩斯主义》、 《垄断经济学》 、《福利经济学》、《人民资本主义》、《计量经济学》)，高鸿业和北大几位教授主编，并且合作撰写其中的《凯恩斯主义》。“不是我们自愿编写的，那时谁敢写？”后来有人提出把萨缪尔逊《经济学第五版》最重要的十章翻译成中文。高鸿业承担了翻译任务，书出版后不久“文革”爆发，这本书的命运可想而知。“文革”十年，“不要说西方经济学，除了马恩列斯毛著作外，谁都不能名正言顺地看别的书。”于是有十年左右，高鸿业一直没有机会接触到西方经济学。

1978年人民大学复校以后，已经50多岁的高鸿业才正式开起了西方经济学课。“如果说有遗憾的话，有十年的功夫吃了睡睡了吃，想做任何事情根本不可能，耽误了十年。现在想做事情，又做不到了。”高老依旧平和的语调中有些许的淡暗。十年后的西方经济学，和高鸿业离开美国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他天天泡北京图书馆，差不多花了两三年工夫，才把新课补上。

此时萨缪尔逊《经济学》已经出到第十版。“上面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不一样了，这个玩意儿虽然也是资产阶级的，要批判，但是也要吸收”。高鸿业花了三年翻译全书，这本分三次出版的书在80年代初作为一本西方学术译著，卖出了10多万本。

60岁以后，高鸿业的学术研究仿佛才“上道”，1982年到1998年的16年间，他单独编著、与人合著作品近十部。其中他主编的《西方经济学》教材被评为国家级教材，至今仍为全国很多高等院校首选；1998年，高鸿业以77岁高龄翻译并评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并将书中凯恩斯未曾推导过的公式全部推导出来。

信仰终不改变
“中国之所以没有出大乱子，就是保留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点不能丢啊！”高老的话语重心长。“虽然不是党员，我拥护共产党。因为现在还缺少不了它，没人能够代替它。”

“有人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在没什么用，我说有用。什么东西使得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就是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没有照搬西方经济学所推祟的模式。如果完全照搬，跟前苏联差不多，整个经济很快就会垮下去。什么东西使得中国人采取局部、有限度推行市场经济的办法？我觉得是马克思主义。”

一辈子浸淫在西方经济学中的高鸿业，对马列主义却是情有独钟。回国后他“对马克思主义下了点功夫”。通读了《资本论》 、 《哥达纲领批判》等书，业余还学了俄文。对于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有被边缘化的现象，他说：“这不大好，甚至于可以说很可能其后果欠考虑。”

1991年，在《对〈西方经济学〉教学大纲的简要说明》中，高鸿业阐明了他对于西方经济学一般理论的态度：“在整个理论体系上，对它加以否定；在个别概念、论点和方法上，要看到它的可资借鉴之处。”现在依然如是。他说：我们中国人学西方经济学和西方人学习的目标是不一样的。西方是培养西方经济学家。中国人要培养了解西方经济学的人、懂得西方经济学的人，目的是为了中国所用：一方面指出它不对的地方，对中国有害的地方，好比药不能乱吃；同时也要知道它有用和有害之处，必须加以鉴别。

对于目前国内的经济学教育和研究，他认为，“缺陷是联系中国现实不够。”“西方的教学人员比较不空谈，很注意实际的事例。在这方面，包括我在内，中国的教学人员，比较懒一点。”

“联系实际”是高鸿业做学术的核心词汇。“所谓学术，是为了解决实践问题而存在的，不能直接或间接解决问题的学术研究，毫无意义。”“学术本身就来自实践。没有经济现象，哪有经济学啊？。”

高鸿业 – 高鸿业教授自述

寸草报晖暖心头

我出生于中小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高勉之，是孙中山先生建立的同盟会的会员，曾任我原籍(江苏徐州)出版的第一家报纸《醒徐日报》的主编。1925年，他因揭露当时徐州的军阀县长贾月壁贪污救灾款项而被贾杀害。当时，我才4岁。母亲张莲修，小学教员，含辛茹苦把我拉扯成人。我的生活和教育得到了我父亲的挚友滕仰支先生的大力支助。

我的童年和青年时期处于中华民族苦难深重的年代，特别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之下，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

当我中学毕业时，已经是抗日战争开始后的第二个年头。那时，中国存在着被称为“科工救国”的思潮，意思是说：日本鬼子之所以能欺负我们，原因在于我们科学落后，工业不发达。要想拯救国家，必须走振兴科学和工业的道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并不特别擅长于理工科的我，也同许多青年一样，选择了学工的道路，进入当时已搬迁到重庆的交通大学机械系。1944年春，当我快要毕业时，国民党政府下令征召中央、交通、复旦和重庆这四座大学的应届毕业生，让这些学生充任驻华美军的翻译。那时美国和中国是抗击日本的同盟国。

通过位于重庆的复旦大学专门为这次征召进行的几个星期的英语培训，我随后被分配到昆明炮兵学校，任炮兵战术课程的翻译。一年多以后，在1945年夏，我和100多翻译一起被派遣到美国，据说是为了美军在我国沿海登陆袭击日军之用。到了美国才知道，这批翻译是被用来培训国民党政府的留美空军，而我则被分配到密西西比州的凯丝洛飞机场充任飞机修理翻译。14个月以后，到了1946年秋，翻译任务结束，我进入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读书。

这时，抗日战争早已胜利结束，对我说来，“科工救国”已无必要。因此，我改读经济。

从改读经济到取得博士学位，花费了我特别长的时间。这是由于两个原因。一方面，由理工转入文法科，需要补修许多额外课程。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我完全没有经济来源，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我通过奖学金和充当家庭教师、厨房打杂、餐厅服务员、农场收获工、帮教授改卷子、实验室管理员等取得经济来源。1951年，我完成并通过了经济学博士学位所要求的所有课程和各种考试，只剩下论文写作。按照美国大学的常规，论文写作并不一定要学生住校进行。学生可以离校就业，只要在规定的年份以内呈交论文并获得通过，便能取得学位。我采取了离校写论文的方式。因为，几年的半工半读的生活实在很辛苦，有时因没有钱每天只吃一顿正规伙食，剩下的两顿以方便食品充饥。我想找个正式工作，改善一下经济状况。找到的第一个正式工作是西部地球物理探矿公司的计算员。该公司的业务是寻找石油矿。我的工作很简单，不过是根据给定的公式把勘探仪器得到的数据换算成石油蕴藏量的指标。这样，我便成为石油勘探队的一员，随着勘探队在田野中过着流动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很难使人接触到书本，更读不到什么专业书籍；如果这样生活下去，我不可能完成我的论文。因此，当了三四个月的计算员以后，我便辞职不干，到旧金山另谋新职。

在旧金山，靠着我学工的背景，找到了一份助理工程师的工作。干了一年，虽然经济情况有所改善，但是，论文仍然只字未写。因为，工作一天下来，已经很累，不想再干些什么；另一方面，工程师的生活也不能提供写论文的条件与环境。为了完成论文，我只好再度辞职，到加州大学经济系当了两年助教。助教的收入给我提供了经济来源；更重要的是，它使我易于向知名教授和学者请教并能经常和同行的青年教师进行切磋和交流。这种有利的环境使我在两年的助教生涯中基本上完成了论文初稿。

带着论文初稿，我于1955年回到科罗拉多大学。修改和通过论文占用了约一学期的时间。在取得博士学位的时候，已是1956年初。到了那时，取得学位后是否回国成了必须决定的问题。我总的倾向是回国。但是，已经离国12年了，在长期的远离之后，又怕难于适应国内的环境。因此，关于回国，一直在踌躇，心情经常处于矛盾之中，非常苦恼。

正在此时，密苏里大学管理学院院长访问我校，谈到急欲聘请一位商业统计教授。由于我博士学位的辅系(即第二专业)是统计，我的一位老师推荐了我。通过面谈之后，这位院长聘用了我。这样，我想不妨暂过一段教书生活，令人苦恼的回国问题可以拖延一下，再作决定。于是，我成为密苏里大学管理学院的副教授。

教授的物质待遇是令人满意的。我添置了衣物，购买了汽车，一天三顿正规的伙食，穷学生的处境一下子转变成为中等程度的生活。尽管如此，我在精神上却很苦恼。已经快40岁了，成家立业似乎不能再拖。一旦在美国成家，家庭的拖累使回国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情。许多朋友的经历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那时正是朝鲜战争结束不久，中美两国处于没有外交往来的敌对状态。如果留在美国，势必终生为外国人服务，不能为哺育我的祖国做一点哪怕是力所能及的小事。对此，我将终生引以为憾。况且，留在国外，我也未必会有什么成就。在旧金山的唐人街区，当时有一个小街心公园，我经常看到一些退休后的老华侨在公园的草地上晒太阳。我留在美国的归宿也会如此，顶多有一辆汽车和一幢住宅。况且，在当时的美国，种族歧视依然存在。我经常有“二等市民”的感觉；正如一位华侨小姐告诉我的那样，她自己可以说是“一个团体的成员，却永远不属于这个团体”。那种滋味并不好受。考虑到所有这一切，我决定回国。1957年春，我向学校辞了职，经由香港回到祖国，被分派到人民大学经济系教书，一直到现在。以我个人的经历而论，回国的决策是对自己有利的。改革开放后，我曾于1983年、1987年和1992年三次重回美国。前两次分别应科罗拉多大学和国际管理研究院之聘，去两校任客座教授，各讲学一学期。后一次是作为富布赖特学者进行西方经济学的调研工作。旧地重游，不免遇见一些昔日来自大陆的同学和朋友，他们都已退休或接近退休，而正如我过去所预料的那样，物质生活比我优越，一般都有汽车和住宅，对此我固然羡慕。但是，他们却为此而付出了一辈子为外国服务的代价，在这一点上，看来他们也并未取得突出成就。得失相比，回国对我有利。当然有的时候，怀疑自己对祖国所贡献的力量是否能补偿自己从它那里取到的报酬。

总的说来，已属垂暮之年的我，心情是舒畅和愉快的，能够看到中国从一个四分五裂、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转变为独立自主的统一国家，特别是看到香港的回归，消除掉了昔日的奇耻大辱，我的一生已经算是值得了。特别令人振奋的是：我们的国家前途光明，照我看来，只要能维持政治稳定和使人口受到控制，我国的富强一定会实现。然而，我现在也有不安的感觉，甚至是恐惧的感觉。我国目前仍然相对贫穷和落后，而国际上的敌对势力正是想利用这种贫穷和落后，处心积虑，觊觎我国，企图从我国的失误中捞取好处，或重新获得他们失去的天堂。这些都值得忧虑并且必须加以警惕。我此时的心情可以用我的一首打油诗表达出来。现录之如下，以作这篇自述的结束：

龙套吟以明志

落叶归根意未休，甘跑龙套跟旗走。　　
愿为梨园添春情，不卖色相充名优。
末座有愧冷板凳，寸草报晖暖心头。
老来犹唱满江红，只缘群夷窥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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