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治个人资料简介

涂治，农业科学家，农业教育家，植物病理学家。新疆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开创者之一，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长期从事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科教工作。1939年即入疆担任新疆学院领导职务。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担任新疆农业厅厅长、八一农学院院长和新疆农业科学院院长。认真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科研与生产结合的方针，坚持走农林牧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大农业的道路，重视发展农业科教事业，强调因地制宜地研究解决新疆农业生产中的关键技术问题。推动建立了新疆当代农科教体系，促进科研、教学与生产相结合，为新疆农科教事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涂治 – 生平简介

涂治，字策三，1901年8月20日生于湖北黄陂县东乡涂家湾一个书香门第之家，自幼勤奋好学，一生酷爱读书。1915年，涂治14岁，即以优异成绩考取北平清华学校，离家赴校求学。震撼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时，他激于满腔的爱国热情，不顾重重阻拦，上街参加游行，受到这一伟大的新文化运动的洗礼。1924年清华毕业后考取公费生，与同班同学周培源一道赴美留学，他在明尼苏达大学农学院和研究院攻读作物育种学和植物病理学，获博士学位。

1929年，涂治怀着科学救国的愿望回到祖国，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先后在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河南大学任教授、实验室主任和农学院院长。“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日本侵略军不断入侵，眼看国事日非，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科学救国的愿望破灭了。此时他得知工农红军经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并看到中国共产党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深受教育和鼓舞，他便不辞而别，悄然离开内地，来到祖国大西北，在陕西武功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后改西北农学院，现为西北农业大学)任教授、教务长、农学系主任和实验场主任等职。

“七七”事变发生后，涂治积极组织学校师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国民党政府当局对于涂治的这些活动既恨又怕，因而免去了他教务长的职务，为此，他索性辞去农学系主任职务，住在实验农场，自修俄文和翻译一些介绍苏联的文章，准备脱身去延安。此时恰逢著名的爱国主义者、救国会的负责人之一，新任新疆学院院长杜重远慕名前来邀聘他到新疆协助扩建新疆大学和筹建农学院，便欣然受聘，前赴新疆。

1939年春，涂治来到迪化(即今乌鲁木齐市)，先后任高级农校和新疆学院教务长、农科主任和副院长，本着“教用结合，学用一致”，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方针，使新疆学院继续成为新疆各族青年向往革命的摇篮和培养专业人才的唯一高等学府。1942年，盛世才将他逮捕入狱，严刑逼供，使他受尽种种惨无人道的折磨与拷打，但他始终坚贞不屈。由此腿部因受刑留下残疾。出狱后，涂治任建设厅技术顾问兼血清厂副厂长，1946年5月又回到新疆学院任副院长。1949年9月，他出席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人民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受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赞扬他与新疆少数民族同志亲密团结、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忠心耿耿地为边疆各族人民服务的模范事迹。会后，周恩来总理还亲自到机场为他送行，并在候机室与他亲切交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涂治一直担任新疆农业厅厅长、八一农学院院长和新疆农业科学院院长。他在工作岗位上，认真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科研与生产结合的方针，坚持走农林牧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大农业的道路，重视发展农业科研事业，强调因地制宜地解决新疆农业生产中的关键技术问题，推动建立了农科教体系，促进科研、生产、教学相结合，为新疆农科教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涂治 – 成就

兴办新疆农科教和屯垦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涂治荣获西北野战军颁发的毛泽东奖章和西北解放纪念章。新疆省人民委员会成立，他被任命为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兼农林厅厅长。1950年1月23日，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名忠诚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洪流。

涂治为开创新疆农林牧业的生产技术、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做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王震同志非常重视和赏识涂治的才能和品德，涂治成了他的得力参谋和亲密助手，经常随王震同志到南北疆各地视察，共同谋划驻疆部队屯垦生产的大计。涂治把农林厅的技术干部组成几个随军工作队，协助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他为新疆军区筹办的农业干部训练班配备教师，并亲自指导教学工作。部队缺乏农业经营管理经验，他及时亲自翻译出苏联有关农业耕作栽培和经营管理的各种技术小册子送给部队学习参考。部队和地方发展生产需要大量的农业科技干部，王震报请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批准新疆军区成立八一农学院(即今新疆农业大学)，任命涂治为院长。为了物色师资，他四处奔走，从内地有关部门请来了大批专家、教授。有的老专家为涂治的一片赤诚的心所感动，头天谈好，第二天就同他一道启程来新疆。

涂治按照“理论联系实际，教学结合生产”的原则，以延安“抗大”精神办学，发扬了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八一农学院师生除在校内进行课堂教学外，还要经常深入生产建设兵团的部队垦区，与广大军垦指战员一起，推行先进的耕作栽培技术，创造大面积的粮棉丰产记录。涂治利用暑假期间，把农学院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和高年级的学生派到生产兵团的各师、团、营、连，分别担任农业委员、农业教导员、农业指导员和农业技术员，与部队各级军政首长一样有职有权，既指导生产技术，又开展教学实习。还帮助部队规划农田、设计水利工程，发展养畜养禽营、造防护林带等。通过这些活动，既推动了部队的屯垦生产，为大批军垦农场的建设打下了基础，又丰富了农学院的教学内容，培养了大批理论联系实际的技术干部。这样的办学方法，曾经受到党和国家有关领导部门的好评。八一农学院全院师生员工都以有涂治这样一位有胆有识，又有作为、有声望的院长感到自豪而意气风发，首批毕业生，还应教育部的要求与安排，部分分配到内地有关省、市工作。

发展民族地区农业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涂治遭到了残酷迫害，被监禁隔离，失去了自由。不仅精神、肉体受到极大的摧残折磨，连他毕生购藏的图书，撰写、翻译的文稿，也丧失殆尽。直到1973年，由于周恩来总理的关心过问，才恢复了自由。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使他青春焕发，他说：“党给我第二次政治生命，我要为党再干十年”。这时，他已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了。有的同志劝他说：“你英文、俄文都好，还懂法文、德文，年岁这样大了，还是到北京去做点翻译工作吧，不要管那些行政事务了”。他说：“这要看党的决定，党叫我到哪里，我就到那里”。以后，自治区党委为了减轻他的劳累，只安排他担任新疆农业科学院革委会主任、院党委副书记的职务。但他重新工作后，更加珍惜时间，早上班，晚下班，连星期天和晚上也在看文件、写材料。1974年，73岁高龄的涂治带领新疆10余名代表到湖南华容县，参加全国四级农科网经验交流会。

涂治后半生职务很多，除上述已提到的以外，他还先后被选为自治区党委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协委员、中国农科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新疆生产兵团党委委员；他还担任了自治区科委副主任(赛福鼎主席兼主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包尔汉兼院长)、自治区科协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新疆分会主席，以及几种全国性学报刊物的编委或顾问等20多个社会职务。他的工作异常繁忙，他对每项工作无论是本职或兼职都很认真负责，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一年中他至少有一半的时间忙于开会，但无论到哪一个单位去开会，他都要准备好发言提纲；无论刮风下雨，白天黑夜，离家远近，都是提前或准时出席，从不迟到；无论到哪个单位去上班，中午从不回家休息，都是自带干粮在办公室边吃边处理公务。他看材料、批文件以及为报刊审稿都非常仔细认真。无论工作怎么忙，怎么疲劳，每周一次的党组织生活会，他照例准时参加。

1975年，涂治出席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后一次聆听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抱病坚持“要把中国建设成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政府工作报告》，使他受到极大的感动和鼓舞。为了新疆农业现代化的建设，他更加忘我的抓紧工作，不顾自己年迈腿痛，为了摸清冬小麦冻害情况，他从乌鲁木齐一直到伊犁，在700多千米的乌伊公路沿线，亲自调查各公社、农场的冬小麦冻害情况，经过分析总结，提出了四项有效的防冻措施。为了迎接中国北方10个省区的农田防护林会议在新疆召开，他长途跋涉，赶到喀什去参加会议，并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的莎车去参观防护林营造情况。返回时，他又拒绝了大家的一再劝说，坚持不坐飞机，要乘汽车，沿途到7个地、县农科所、试验站和农村基点，去看望坚持在生产、科研第一线工作的同志们。为了支持自治区党委提出的要打好农业生产翻身仗的号召，他亲自动手，写了《关于自治区打好农业生产翻身仗的几点意见》一文，送交自治区党委。这篇文章是他在疆工作近40年，研究发展新疆农林牧业生产的一个科学总结。新疆日报曾经再次刊登了他的这篇极其宝贵的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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