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年间爆发的“空印案”，与胡惟庸案、郭桓案、蓝玉案并称明初四大案，多达数万人因此案获罪。所谓“空印”，就是在文书上预先盖上印章，需要用时再填写上具体内容，这本是各地官员为了完成差事的一种权宜之计，却不想竟然酿成巨案。那么，“空印案”爆发之后，明朝又是如何解决“空印”问题的呢？

　　“空印案”的根源问题：地方官员为应对核查的无奈之举

　　由于明太祖朱元璋起于微末，对于元末以来官府的黑暗和官员的贪婪可谓深恶痛绝，为此甚至多次发表对“胡元制治”的不满，因而在大明建立之后，为惩治贪腐便制定了很多律法和措施，但这种立法本就是在探索之中，因而有着很多的漏洞和不足，“空印案”的爆发便是源于此。

　　明朝规定，朝廷每年要对地方的财政收支、税款账目进行核对核对、清查。而在审核中，则要求地方提供的账目必须与户部数据完全相符、分毫不差，如此才可以结项。如果其中有任何一项不符，整个账册便要被驳回，由地方重新填报、加盖印章，直到核对准确为止。

　　由于当时各地上缴的乃是粮食，而粮食在运输途中又难免出现损耗，这便导致地方与户部的数据往往出现问题。结果便是，那些报账的官员通常要来往几趟才能完成账务审核，可古代交通实在不便，距离南京较近的江浙地区还好，云贵、两广、晋陕、四川官员可就遭了殃，如果多跑几趟，搞不好一年就过去了。

　　不仅路上耗费时间，重新核对填报账册也是个极为麻烦的工作，古代不像现代改数据只要敲几下键盘、重新打印就好了，账簿的重新核算、填写、修订可谓耗时耗力。

　　于是，为了确保账务核查工作能够顺利完成，各地派往户部的官员，便往往会携带一些事先已经盖好印章的空白书册，到户部之后如果账目不符，便可就近重新修订填写，从而大大节省了时间。

　　这种做法虽然不合规矩，然而由于这是本就是从元朝遗留下来的做法，再加上从未被明朝明令禁止过，因而各地官员便也没有将此放在心上。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种做法竟然引发了一场空前劫难。

　　“空印案”的全面爆发：地方多达数万官员惨遭牵连

　　洪武九年（另说洪武十五年），明太祖朱元璋偶尔发现了加盖印章的空白书册，于是命人予以彻查，“空印案”就此爆发。得知事情原委后，《明史》记载朱元璋的反应是“盛怒”，直接将其定性为欺罔行径，下令将相关官员全部逮捕治罪。

　　根据《明史·刑法志》的记载，朱元璋下令将各级主印官员全部处死，副手以下则杖一百、发配充军。于是，各省布政使以下，各府、州、县手握印信的官员全部被杀，各省左右参政、府同知、通判，州同知、判官，县丞、主簿等副官全部被杖刑后充军。

　　方孝孺在《叶郑传》中则记载，“行省言臣二十余辈、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竟杀空印者”。在惩处各地主副官的同时，朱元璋认为各地监察官员和言官也没有尽到职责，竟然帮助地方官员欺君罔上，于是又有大量十三道御史言官因此获罪。

　　根据吴晗的《朱元璋传》、《国史概要》和《明史·刑法志》等记载，因“空印案”获罪被杀和株连的官员，至少达到了三四万人。

　　其实在这件案子中，朱元璋之所以如此恼怒，除了官员本身存在违规现象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朱元璋认为这对明朝或者说自己的统治，构成了一定威胁，同时为了根除朝中的一些弊病，因而才会惩处如此之重。

　　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为了新政落实。朱元璋本就是位疑心较重的皇帝，而“空印”事件存在时间如此之长，却始终不为自己所知，这不能不令他怀疑地方各级官员存在相互勾结的现象。尤其是户部对于这种做法的默认，岂不是让他的这种账目核查形同空气？这简直就是一种欺君罔上的行为，为了新政的推行，他也必须对此予以严惩。

　　二是防止耳目闭塞。虽说“空印案”中官员们只是相互包庇，顶多也就是各级官员从中贪污，可是如果地方出现叛乱呢？如果地方官员仍然将他这个皇帝瞒在鼓里，导致朝廷无法及时做出应对，那可就要天下大乱了。尤其是具有监察各级官员职责，拥有风闻奏事之权的言官对此也拒不上奏，岂能不让他担心。

　　三是杜绝元朝弊政。前文说过，朱元璋对于“胡元制治”本就极为反感，对贪官污吏更是极为恼恨。如今，各地官员为了应付审核，竟然敢于沿用元朝以来的弊政，他不得不对此予以警示。同时，如果对“空印案”网开一面，谁又敢保证各级官员以后不会利用去贪污？以朱元璋对贪官的态度，岂会不予以严惩。

　　“空印案”事后发展：律法修改后官员只得被动接受

　　“空印案”爆发之后，湖广按察使佥事郑士元也被牵连入狱，但不久后便又被放出。同年，因发生星变，朱元璋下诏求言，郑士元的弟弟郑士利便针对“空印案”上书，对“空印案”爆发的原委以及新政存在的问题，予以了详细描述。

　　针对“空印案”，郑士利提出了四个观点：一是空印账册盖的是骑缝印，每张纸上印记并不完整，这种加盖了印章的白纸即使流散出去，也难以成为凭据，更何况这种加盖了印章的白纸，也是很难轻易流出的。因此，基本不会有官员利用空印纸去弄虚作假、危害百姓。

　　二是钱粮这些账目数字，府必合省，省必合部，出入对错，最后户部说了算。而部省距离远的六七千里，近的也有三四千里，一旦出错，往返差不多就要一年时间。先印而后书，乃是权宜之计。

　　三是国家立法必须要有明确的法律，从而使得朝廷能够根据法律来惩处违法者，然而此时朝廷律法之中，并没有针对空印的法律，大家一直以来都是这么做的，却没人告诉他们这么做是有罪的。如今惩治如此之严，岂能服人。

　　四是国家培养一个合格的官员本就很难，而能够做到省府级官员的，更是需要数十年的培养才行，如今牵连如此之广，对朝廷来说是个严重的损失。

　　郑士利本想着能够趁此机会，能够劝说朱元璋放弃株连，谁知朱元璋看后却是大怒，命令于是追查其幕后主使者，虽然最终没能查出幕后主使，但郑士利还是被流放。而那些受“空印案”牵连的官员非但没有得到赦免，就连已经释放的郑士元也受此连累被抓起来流放了。

　　那么，“空印案”之后，朝廷对于这种账务审核是否有调整呢？各地官员此后又是如何应对这种审核的呢？

　　可以确定的是，朱元璋虽然知道这种审核方式，的确存在一定的问题，可当时却又没什么好的办法能够解决，于是只好继续依旧制继续沿用了下去。而各地官员虽然苦恼，可为了自己的脑袋着想，也只能继续照章办事，而且也没人再敢使用空印的法子了。

　　要说唯一改变的，那就是朱元璋直接将“空印罪”写进了《大明律》。《大明律·刑律·诈伪·诈伪制书》明确规定“空纸用印者皆绞；察院、布政司、按察司、府、州、县衙门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其余衙门者，杖一百、徒三年；未施行者，各减一等；若有规避事重者，从重论”。

　　到了明世宗朱厚熜年间，甚至对此再一次重申，《明世宗实录》有载，“时有诈为察院文书画押者，事发...诏三法司会议。于是...因事按律议列四款以覆，谓...及空纸用印者，亦当以其余衙门罪之，此当申议者三...悉从之，著为令”。

　　明初时期，由于朝廷对账务核查的相对较严，即便账务中的问题难以避免，各地官员也只好派人来回跑腿了，好在不用自己跑腿。不过，明朝中期以后，这种核查也就相对宽松了不少，地方官员也就没有那么郁闷了。

　　与此同时，明太祖朱元璋虽然对官员比较苛刻，可自朱元璋之后，官员们的待遇也算有所改善，其中便出现了一个叫作“耗羡”的东西，也就是官员们可以在正税之外再加收一笔附加税，明朝中期时“耗羡”达到了正税的两到三成。如此一来，官员们在运送赋税时，便可不动用正税，而以“耗羡”来支付损耗，如此便也降低了审核时出错的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