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之变后 如何重建乡村文化?
百年现代化,传统的农耕文明快速转型为现代文明,承载农耕文明的村庄,也在快速变化。过去数十年中,村庄空心化、乡村文化衰落等现象,每每引起普遍关注。而在乡村振兴时代,作为乡村振兴重要部分的文化振兴,又该如何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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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中国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山东财经大学乡村振兴学院举办的“城乡关系转型与乡村文化发展”研讨会上,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共论中国乡村文化百年变迁,及振兴时代重构乡村文化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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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是当前社会中的重点工作,其中,文化振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乡村振兴五个方面中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王立胜说,“在今天,乡村文化建设中出现了多元的路线,乡村的形态也在变化,城乡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小,因此,在今天,研究和探讨时代乡村文化的重构,恰逢其时,也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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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演变
从二元演化为互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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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年农耕历史,造就了中国独特的农耕文明,并形成了传统时代特殊的城乡关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卢晖临表示,传统时代的城乡关系,和历史上的西方不同,中国并没有形成文明中心式的城市,以及分野明显的城乡二元关系,“在文化和社会层面,不存在一个比乡村更高一级的城市,不存在着城市是绝对的中心和乡村是绝对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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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卢晖临。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百年前,中国进入现代化转型阶段,城乡关系也随之改变,卢晖临说,“十九世纪中期以后,随着中国进入现代化历程,城乡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现代国家的特点,是以追求发展为己任,表现形态是以国家作为工具去推动发展,其结果是获取农村剩余,去推动现代化,但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并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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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时代,以国家为主导的现代化,开始快速发展,农村向城市的输出,一直以来都是许多学者关注和研究的热点之一,卢晖临表示,国家要追求发展,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能从农村去获取资源,它的结果是对农村高度的剥夺性,农村对城市的从属性,也比传统时代进一步加强。“对农村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单向的输出,但是一定要记住一点,它的目标——是为了回应发展问题,是要走出农耕的时代,进入到现代时代,快速实现工业化。事实上,这个目标确实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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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多年中,中国城乡关系出现了从单向输出到双向互补的变化,卢晖临说,“从改革开放到2004年之间,‘放任’的市场经济,进一步强化了乡村向城市的单向输出,而城市对农村的回馈和投入有限。2004年之后,我国实施多项城市反哺农村的政策,开启了以工补农、以城返乡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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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乡村振兴的时代,中国的城乡关系又会如何演变?卢晖临认为,未来的城乡关系,或是一种新的互构模式下的关系,西方国家是以城市的一元代替城乡二元,从而破除了“二元结构”,背后是乡村的衰落乃至消失。中国要追求的前景,不是这样的。而是一种“城乡互构”的新型结构,“这种城乡关系下,城市和乡村相互补充、相互支持,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存在为条件,并因着彼此的沟通交流使得自身更加完善。中国社会有走向这种城乡关系的基础性条件,那就是中国社会普遍性的制度和文化特点,如强烈的乡土观念和家乡意识,集体制度及其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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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建今昔
艺术乡建主体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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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改变了传统的城乡关系,也打破了千百年来形成的乡村文化,传统时代的“礼失求诸野”,在现代化转型中也逐渐消失,在乡村,传统文化的衰落同样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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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社会中,艺术乡建渐成热潮,以艺术介入乡村,重建乡村文化、唤起乡愁情怀的现象,在越来越多的乡村中实践。然而,艺术乡建真的能改变乡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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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多来一直从事艺术乡建的艺术家渠岩,则在反思艺术乡建成为风潮之后的种种现象。他说,中国的乡村问题非常复杂,仅靠一些艺术和景观,无法解决乡村的深层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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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渠岩。受访者供图
当艺术乡建成为潮流、甚至成为专业,艺术和乡村的关系就变得更加复杂,渠岩说,“这些年来,艺术家介入乡村,进行乡村建设的很多,但也出现了不少问题,比如直接将他们在城市中未能轻易实现的美术馆艺术理想,搬到乡村,将乡村作为经营他们艺术理想的处所,使乡村成为艺术家个人自我表达的现场,这样的乡建,和乡村本身是否产生的关联,和乡村居民是否产生了关联,都是值得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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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真正把艺术和乡村联系起来?渠岩认为,“今天做乡建,就是肯定乡村价值,肯定乡村,肯定当地的意识、情感世界和审美世界,乡土文化的生态、社会秩序、传统文明、精神和主体尊严的修复,才是艺术乡建的核心。所以乡村建设,我们今天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乡村复活,不应该是简单的经济自救,也不仅仅是留下乡村旧貌、解决村民的温饱,这都不够。乡村的复活,是让当下的乡村树起自己的主体价值,令人重新认可。二是要进入乡村,重拾传统文化的火种,去救济今天已经严重失衡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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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渠岩看来,艺术乡建,并不只是把艺术家引入乡村,更不是把乡村中的建筑、景观变成艺术品,而是真正构建乡村自身的文化,“做艺术乡建,一定要和民俗、历史发生关系,要进入到乡村的历史文化、地理当中,再重新连接未来,一边通传统、一边通当代。另外,一定要解决乡村实际的问题,参与日常生活和调配协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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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乡建,并非高高在上地去改变乡村,而是参与到乡村文化的重构中,“要警惕艺术家的单方世界,遮蔽地方主体的多样性,同时也不能彻底取消艺术家的视角,要互为主体。”渠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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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如何更好地发挥艺术乡建的价值?渠岩认为,“第一,重构乡村价值标准,应该放在文化多样性和社会共生性的前提下,尊重乡村的特殊价值和历史传统。第二,重构乡村价值的目的,在于重建地方社会在世界当中的文化自信。第三,不能过度介入,乡村有自身的修复能力,作为外部介入者,进入乡村的家园里,必须要尊重乡村和乡村里的人,再好的初衷、再好的想法,必须要尊重他,经过他的同意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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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视角
超越空心化的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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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脱贫攻坚的收官,乡村振兴的推进,乡村现代化的形态在不断变化。“县域”成为当前乡村发展中的热点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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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胜表示,当今时代,城和乡的建设已经越来越难区分,“以山东青州为例,青州西南部有600平方公里的山区,这种生态环境恰恰是青州全域城市化的一个功能。再如山东寿光,人们来回于城乡之间,县城和乡村已经一体化。这也是中国乡村发展的特点,和西方的城市化概念并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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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王立胜。受访者供图
事实上,县域也成为乡村振兴中重要的概念,202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就明确提出以县域为单位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把产业链主体留在县城,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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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视角下的乡村振兴,又是怎样的?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重庆表示,在今天,城乡结构的变化和融合,正在改变着乡村传统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因此,不能以简单的城或者乡去衡量城乡关系。“当前,中国的城市化率超过了60%,在未来可能还会提升。但即便提升到80%以上,哪怕达到了90%,我觉得农村肯定还存在。未来的农民,可能户籍是城镇户口,但他在村里还有土地,也还有村集体成员的权利。因为当前农民进城的政策是土地不征收,人虽然落户城市,但村里的土地还在。所以哪怕一个人成了城镇户口,他依然还是把农村作为他的重要的生活空间,还有身份认同空间,所以农村还是会存在的。所以我们必须去思考,今天乡村形态的变化,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空心化’,我们也要有一种超越‘空心化’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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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重庆。受访者供图
城镇化率的提升,并不意味着乡村必然衰落,其中,县域这个连接城乡的关键区域值得重视,吴重庆说,“比如通过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我们发现,一些县的常住人口在增加。这样的增加背后,通常是当地产业的发展,这也增加了县域内的就业机会,最终吸引了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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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经济的发展,也在影响着乡村文化的重构,吴重庆说,“文化能不能发展,取决于它能不能跟当地的经济或者生计模式结合起来,文化的背后一定是一个社会网络的问题,这种网络只有跟经济活动结合起来,这样的文化才可能发展,才有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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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乡村
振兴中的村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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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转型中,传统村落正在急剧变化,新的乡村将是怎样的?乡村的空间、文化、精神又会发生哪些变化?浙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教授鲁可荣表示,随着现代社会的急剧转型,乡村也在不断变化,原本的同质化熟人社会,形态变得丰富多样,因此,需要拓宽对村落研究的视野,比如当前已有一些学者,开始用村域的概念,来研究自然村、行政村、农村社区等新兴的乡村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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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教授鲁可荣。受访者供图
以村域为视角,如何探索乡村中振兴的途径?鲁可荣认为,这或许是未来需要考虑的问题之一,“原来大多数学者研究村落的转型,主要是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现在则需要拓宽到村域的转型和发展的视角,既有村庄内部的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同时还有从区域的性质角度,从区域的发展角度,也要考虑到国家的制度变迁、政策环境的变化以及区域环境的条件,把所有的这些有机统一起来,来研究村域的转型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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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村庄,不仅是农业生产的空间,更是一个综合空间,鲁可荣说,“乡村的发展,是整体发展的过程,在原来村落或者农村社区发展基础上,村域内的社区组织与居民,在地方政府的指导与支持下,充分有机地整合利用村域内各种资源,最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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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判断村庄转型的情况,鲁可荣认为,应该基于村庄整体的变迁,“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等变迁中主要的关节点,或者村庄发展中的一些大事件。围绕这些重大事件的发生,村庄发生了哪些转型?有哪些发展?在此基础上,再分析、总结、比较它的转型发展成效以及区域性的差异,还要考虑内部驱动力和外部推动力,最后真正地提炼村域转型发展的动力机制,寻找村域转型的普遍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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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