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荦个人资料简介

王仲荦(1913－－1986)教授。浙江余姚人。1937年毕业于上海正风文学院。曾任上海太炎文学院、中央大学、山东大学教授。建国后，历任山东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中国唐史学会第一、二届副理事长，山东省史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专于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着有《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北周六典》等。

王仲荦 – 生平简介

王仲荦原籍宁波余姚明伟乡，出生上海，在上海读小学、中学、大学。其祖父是一贫穷的农民，其父在姑父的资助下从余姚到上海经营商业，在一战期间赚了一些钱，但在1928年到1930年的经济大萧条中遭到破产，家庭从此衰落，此时正逢王仲荦青少年时期。

学生时代，他很喜爱古典文学，18岁开始注《西昆酬唱集》。这是一部北宋杨亿等人唱和的诗集，诗中用典甚多，在宋诗中自为一体。为了这部诗集，他白天去上课，晚上就伏在妻子余风年床边(有肺病，长期卧病在床，23岁不幸因病去世)，检阅典故，逐条梳理，凡《佩文韵府》等，无不加以披览，这部《西昆酬唱集注》直到1980年才由中华书局出版。

1930年，在上海正风文学院求学期间，王仲荦由于诗写得好，得到章太炎的赏识，将其收为晚年弟子。章太炎对他的影响甚大。30年代初，开始走上学术研究道路时，曾向章太炎请教治学方向，老师告诉他“民族危亡关头，欲保种姓，必须热爱祖国历史。”王仲荦受章氏“读史救国”思想影响，转而治史。王仲荦承继传统国学路子，加入了补编正史书志行列。他初准备做《两晋会要》、《南北朝会要》。后听说泰兴人朱铭盘书做了这项工作，于是放弃了，转而做《北周职官志》。王氏的这项活动，得到了章太炎的支持。在章氏的指示下，他广泛参考了金石资料，草成了初稿。1935年，又贾其余勇，草成姊妹篇《北周地理志》。

1935年，王仲荦上海正风文学院毕业，参与创办《制言》杂志的编辑工作。1936年，太炎先生因病逝世，王仲荦将太炎先生的遗着目录加以整理、发表，为后人研究太炎先生的思想提供了诸多方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先生从浙江老家回到被日军占领的上海，和一批进步人士在租界创建了太炎文学院，王仲荦任院长秘书室主任兼中国通史教授，讲授中华三千年历史(民国通用教材)。课堂上，先生意气风发，慷慨陈词，极大激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日伪当局对此极为恐惧，起先以“号召抗日”等罪名加以责难，继而给先生寄去了装有子弹的信函。虽然受到如此恫吓，先生却泰然处之，继续走自己的路。直到1940年，汪伪政权粉墨登场，太炎文学院为避免成为汪伪政府的文化工具，宣布解散，先生就此离开上海。

1940年底，先生抵达昆明，任云贵监察使李印泉(章太炎的盟兄弟)的秘书。1942年，怒江前线告急，适逢先生身染虐疾，十分虚弱，但仍然坚持和李印泉赴保山龙城等地参与指挥抗击日军。当前线统帅部决定撤军回昆明时，先生极力反对，并正确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我方优势，在李印泉的大力支持下，统帅部最终采纳了王仲荦的建议。固守怒江，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1942年底，王仲荦赴重庆，先后在中央大学师范学院任讲师、副教授。避难云南期间，无书可读，身边只有一部《资治通鉴》，因得熟读此书。这为他以后从事六朝隋唐史创造了条件。

1946年，随中央大学回到南京。1947年，因支持学生民主运动，王仲荦等十多位教授被解职。离开南京中央大学后，王仲荦来到了青岛的山东大学中文系任副教授。1948年，年升教授。1951年，山东大学历史系成立，转为历史系教授，时38岁。同年与郑宜秀结婚。1977年，任山东大学历史系主任。1980年，建立学位制度，王仲荦成为首批博士生导师。兼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文史哲》编辑会副主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山东省理学会理事长、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第一届评议组成员、教育部历史学科第一届学位评议组成员。

50年代开始，在山东大学历史系教魏晋南北隋唐史课。因为他讲一口上海话，怕北方学生听不懂，写成了80万字的讲稿。这部讲义，以后就成了《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195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立项，决定出版“中国断代史系列”。由于王仲荦是这一领域内的权威专家，自然也就受邀参加写作。1961年，《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册出版，下册由于遇上“文革”，未及出版。

1955年，出版《曹操》(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这是他出版的第一部学术专着。编注《资治通鉴选》(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

王氏的学术整理期是60～70年代。1963年开始，他奉国务院令，借调中华书局，参加“二十四史”标点工作。他主持南朝五史的标点工作，因此之故，他得以在北京生活了近九年时间。他负责校注了《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启功称，中华书局校点本“二十四”，以王仲荦所校点的《宋书》、《齐书》、《梁书》、《陈书》为较好。

在这段时间里，他抽空整理、写定了旧稿。1977年，送中华书局。不久，《北周六典》(中华书局1979年)、《北周地理志》(中华书局1980年)、《西昆酬唱集注》(宋人杨亿编，王仲荦注，中华书局1980年)三部书陆续出版。这三部书稿前后经历了近四十年时间，最后能完整地出版，实在不易。

1977后的精力，用于《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的修订工作。1979年，形势好转，上海人民出版社再次约稿，要求出版下册。王仲荦认为这部稿子只能代表当年水平，25年过去，学术界对这段历史的争论非常激烈，进展很快，不可能稿子原封不动地重新印出来，于是王仲荦对旧稿进行大的修补，拆成了《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两部着作。1983年，《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写定。1988年，《隋唐五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十年精力，瘁此两书”。

1984年，又编定了文集《蜡华山馆丛稿》(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蜡华山馆丛稿续编》(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

1983年以后，70高龄的王仲荦，主持了《太炎先生全集》整理工作。

晚年致力于敦煌学和古代物价史的研究，写成《敦煌石室地志行记综录》、《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和《金泥玉屑丛考》(中华书局1998年)。

王仲荦 – 治学特点

王仲荦先生一生致力史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正如启功先生所言“无愧宗师”。其治学经验大体有以下几点：

其一是博。先生一生博览群书，有着深厚的史学底蕴。早在青年时期，就把家藏的五六千册书都通读过了，为写《西昆酬唱集注》，找了许多书，如《左传》《论语》《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太平御览》《世说新语》等都细致的看过。

先生读书既多又快。在京点校二十四史后期，常去中华书局图书馆借书，没过多久，对人感叹：“这里藏书，我大多已看过了”，并“苦于无书可看”。馆内藏书几十万册，在当时远远抵得上一个大学藏书馆，先生却叹无书可读，其学问之渊博，可以想见。

其二是精。即在博的基础上，精读深钻几本基本书，把它读得熟烂，他曾说：“一个学者，要有几部书熟烂于胸中，这样才能控制全局，无往不胜。”他不仅这样说了，还这样做了，据郑宜秀老师讲，王仲荦对《资治通鉴》甚为熟悉，读过十几遍，他自己也不止一次说过：“在某种意义上讲，我是靠一部通鉴起家的。”

其三是勤。勤读、勤记、勤思、勤学，书不离眼，笔不离手，脑袋不停地思考问题，并把记、思、写有机结合起来，把学到的知识变成自己的智慧和活的源泉，使之开出新的花，结出新的果，这是王仲荦一生的治学特点和根本要诀。他一生求学、教学、治学六十余年，总是勤勤恳恳，孜孜不倦。王仲荦的卧室，内有一个书架，上上下下摆满书。还有六个大书柜，内有先生所有遗稿和存书。大凡做学问者，必有这种勤勉精神。先生曾立下“生命不息，写作不止”的座右铭，在他停止吸呼的前一刻还在以每天3000字的进度，赶写《中国物价史》。

其四是严。先生在研究工作中，一向坚持高标准，高质量，并谆谆告诫青年“不要太急于出书，良工不示人以璞。”他自己的《西昆酬唱集注》、《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等几部书，四十多年前就已草稿，后经四次易稿，多次修改补充后，才于1978年后陆续出版。

其五是创。王仲荦善于思考，勇于开拓创新。五六十年代，当“西周封建论”和“春秋战国封建论”风靡国内史坛，被认为是权威观点，在古史分期上占统治地位的时候，他敢于大胆地把自己通过认真研究所得出的不同结论发表出来，供人们讨论，终于成为一家之言，以魏晋封建论载入史册，为国内外学者承认和信服。

王仲荦 – 人格修养

王仲荦拼搏奋斗了一生，成就了他光辉的业绩。先生不仅有着伟大的一面，也有着自己平凡的生活。

王仲荦生活简朴，当年与郑宜秀老师结婚时，其家当只有一件替换的破夹袄。家里的水泥地板坏了，自己找来工具，亲手修好。

王仲荦秉性耿直，做人极有原则。一次开会，领导不公平处理一件事，先生马上就站起来：“给我找车子，我身体不好，要回家了。”先生并不怕因此而得罪领导。因为王仲荦德高望重，许多领导经常看望他，他也从来不回访，有人贴大字报说他架子大，称他为“祖师爷”，他也一笑置之。

王仲荦又是个极为重感情的人。对于自己的恩师章太炎先生，他一生仰慕和尊敬，即使到了晚年，仍然对恩师有着深沉真挚的怀念之情。他认为“太炎先生是一个被台湾海峡两边政治家和历史家误会，冷淡了许久的历史人物”，“现在对太炎先生的评价，有许多不实之处，不公之论，是应当矫枉的。”为了澄清事实，他不辞辛劳的撰写了“太炎先生二三事”，后又参与编辑《章太炎全集》，在去世前十余天，还在病榻上与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章开沅教授谈《章太炎全集》出版和章太炎先生的家事。

王仲荦一生交友广泛，而且和朋友感情极好，大概是王仲荦是重感情的缘故。如果朋友有困难，先生总是想尽办法，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朋友。在山大，先生和童书业先生过往甚密。童先生很喜欢吃蛋炒饭，仲荦先生就经常亲自做给童先生吃。文革时先生和童先生都遭到批判，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中，两个人相互扶持，共同经历了风风雨雨，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68年童先生因病逝世，先生悲痛不已。

王仲荦对山大也很有感情。当年北大三次来邀请王仲荦去北大任教，王仲荦都拒绝了，毕竟在山大已经呆了几十年，有了感情，用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山大已经成为我的第二故乡了”。

王仲荦不仅是个好学生，是位好老师，是可以相交的好朋友，他更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先生很爱家，也很会照顾家人。和郑宜秀老师结婚三十余载，相濡以沫，恩爱逾常。相互扶持，互敬互爱，共同走过艰难的岁月。因为郑宜秀老师的工作比较忙，先生就主动负责起照顾家和孩子的工作，用行动来支持郑宜秀老师。在孩子眼里，王仲荦先生是个慈父，他对待子女很民主，支持孩子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并且恰当地给予正确的引导。因为王仲荦总是很风趣，说话很幽默，所以家里总是洋溢着祥和欢乐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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