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海按：2018年3月，笔者参观了深圳改革开放博物馆。博物馆的外墙上挂着两个字。一个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他说：“深圳蛇口工业区更快，因为给了他们一点权力，500万美元以下的费用，他们可以自己做主。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是关于权力下放及其带来的变化，体现了自上而下。另一个是被称为“蛇口之父”的袁庚的话。“蛇口的发展始于人们观念的转变和社会的变革”，体现了自下而上和环境的作用。中央自上而下的改革与企业家自下而上的创新创业相互促进，取得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

文/张玉丽、谢伟、

来源/南开商业评论

作者简介

南开大学商学院和南开大学创业研究中心张玉利,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专注于创业管理和企业成长战略。

南开大学商学院谢巍,博士生，研究商业模式创新。

一、改革开放40年创业演化及贡献

至于改革开放的开始，有人说从经营权下放、分配制度改革、解放思想入手是有道理的。据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起源于一群追求变革的仁人志士，可能更全面、更根本，表现在企业家精神的复兴(中国历史上不乏企业家，但改革开放后，这样一大群企业家乃至企业家的普及)和企业家的崛起。企业家是一群不安分的人，与他们的出身和社会地位无关。企业家可以是社会边缘群体、丰衣足食的中产阶级，也可以是政府官员。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现状感到不安，寻求改变，希望通过努力实现自己的抱负，甚至改变世界。变化首先意味着不确定性。创业不是消除不确定性，而是利用不确定性、机会和可能性。在翻天覆地的40年里，创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首先是企业家的变化。企业家是创业的主体。中国改革开放涌现出的企业家与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崛起过程中的早期企业家并无二致。在韦伯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解释中，那些最早脱离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企业家并不是贵族商业阶级，通常与国家政治组织没有密切联系。他们通常是商人和工匠。“他们都是在生活的艰辛中成长起来的，但他们也善于算计，充满勇气”。这些人一般不会在意和忽视社会对他们创业行为的强烈反对。资本限制不能阻碍创新者的步伐，他们通常从亲戚那里借少量的钱开始创业之旅。然而，与美国相比，中国企业家在没有市场(计划经济)的情况下艰难发展，在体制外、体制外乃至“灰色地带”萌芽发展，在与国企博弈中发展，在人口和改革红利中发展.

关于改革开放40年来企业家的产生和变化，大多数人都接受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农村能人、城市经济中的边缘青年、国有大厂下岗工人、找不到工作的退役军人、不愿过平庸生活的基层官员成为那个时代企业家的主体。这一时期的创业表现出明显的草根创业特征。20世纪80年代中期，德国《明镜周刊》在一份报告中说，“在中国，农民胆大妄为，只有他们敢于放开贿赂、走私、欺诈和腐败，从而给企业带来活力”。第二阶段的起点是20世纪80年代末，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企业家转变为党政干部和事业单位知识分子，他们受到国家政策的鼓励，从事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商业活动。他们的教育水平明显提高了。他们不再是基层的农民和工人，甚至不再是社会的主流群体，但他们仍然具有社会边缘群体的性质。第三阶段一般始于20世纪末。触发因素不是改革，而是东南亚金融危机、互联网公司崛起等经济技术因素。归国企业家和高科技企业家成为这一时期的标志，这些企业家也被称为第三代

业者，创业者社会边缘群体的形象被彻底改变了。第四阶段难以准确划分，基本上是第三阶段的延续，但创业者群体日益多元、日趋大众化现象值得关注。互联网技术进一步普及大大降低了创业门槛，政府顺应社会转型和技术趋势，强力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双创政策，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让科学有用武之地的企业家价值得以体现。同时，关注社会价值的社会创业（SocialEntrepreneurship）开始活跃，在中国从大国向强国的进程中，创业者群体努力并积极地做出贡献，有的甚至起到了引领作用，创业者被尊重的成分在慢慢提升。

其次，创业活动的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生存型创业的比例在降低，机会型创业的比例在上升。该分类由“全球创业观察”项目依据创业者的创业动机提出，成为衡量创业质量的重要指标。生存型创业（Necessity-pushEntrepreneurship）被认为是创业者由于别无其他更好的选择而不得不参与创业活动来解决其所面临困难的创业行为；机会型创业（Opportunity-pullEntrepreneurship）是指个人出于抓住现有机会并实现价值的强烈动机而开展的创业行为。清华大学发布的《全球创业观察2016/2017中国报告》数据显示，从中国早期创业活动的结构特征来看，机会型创业比例由2009年的50.87%提高到2016-2017年度的70.75%；同时，中国创业者的产品创新性、创业成长性和国际化程度均在提高。2009年，20.19%的创业者认为自己提供的产品/服务具有创新性；2016-2017年度这一比例为28.76%。2009年，15.65%的创业者认为企业具备高成长潜力，可以在5年内创造10个及以上就业岗位；2016-2017年度这一比例为22.74%。创业者的海外客户比例提升最为明显，2009年仅有1.4%的创业者针对海外市场；而2016-2017年度7.67%的中国创业者拥有海外客户。在非生存型创业的范畴内，创业类型更加丰富，如公司创业、社会创业、公益创业、学术创业、国际创业等。创业作为一种机制，早已突破创建企业的狭义范畴，拓展到开拓新事业、公司创业、社会创业等广义的范围。

再次，创业生态逐渐形成。从个体创业到以突出战略更新、防止大企业病为主要目的的公司创业，再到公司、政府平台化推动创业；从个体到地理或产业集群，从孵化器到众创空间，再到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发展脉络非常清晰。以海尔为代表的一些大公司倡导自革命，率先向创业型公司转型。海尔集团的张瑞敏先生反复强调，“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带领和鼓励员工自我超越，集中精力打造创客平台，筹建公司内风险投资，孵化创客企业，积极开展依靠企业家精神和公司创业实现公司的转型升级。一些大企业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开放自身长期积累的资源，建设众创空间，孵化和支持创业。如三一重工在2015年专门腾出空间并组织力量设立众创空间，部分创业者之所以入驻三一重工的众创空间，不仅想利用三一重工提供的资源，分享三一重工在智能制造方面创造的机会，促使自己的员工与三一重工的员工多交流也成为其重要目的。以BAT为代表的创业型企业和独角兽企业，主动将创业平台向社会延展，阿里巴巴发起建设的淘宝村已经延展覆盖全国，小米的生态链成功孵化了一批上市公司，从腾讯走出来的创业者更受风险投资公司的青睐，这些公司筹建了更加开放的社会众创空间。这些既证明了创新创业是经济活力之源、经济转型升级之道，也清楚地反映了创业内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

最后，创业因改革开放而活跃的同时也推动了改革开放。自下而上的创新创业所推动的制度创业在中国表现得很突出，而且会长期存在。“中国的企业家与西方的企业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但由于制度环境不同，中国企业家的精力和时间的分配方式与西方企业家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把不确定性分为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政策的不确定性，把创新分为商业创新（包括技术、市场、商业模式等）和制度创新，我们会发现，西方企业家的时间和精力主要花在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从事商业创新，而即使到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中国企业家仍然要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和从事制度创新。”改革的伟大之处在于中央和社会最底层实现了直接互动，自上而下的改革与自下而上的创新创业相互促进，政策落实得快，基层典型不断涌现，经验能够快速地被总结并被中央所掌握，再不断地修正和完善政策。经历了实质性的私营企业迅速发展之后，1988年政府允许注册私营公司，同年出台第一部《宪法》修正案，肯定了私营企业的合法性地位；2001年取消了民营企业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禁令（该禁令从1989年开始实施）；2004年修定《宪法》，赋予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同等地位，并且正式承诺和保证要“保护民营经济的合法权益”……这一过程被邓小平总结为“摸着石头过河”，与今天创业者普遍采用的试错迭代本质是一样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成功实践。

二、创业与企业家精神

创业、中小企业、民营经济，这几个词多和就业、产值、利税等指标挂钩，民营经济创造了我国60%以上GDP，缴纳了50%以上的税收，贡献了70%以上的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提供了80%以上的就业岗位。真正直接挂钩的，毫无疑问是企业家精神。冒险精神、敢为天下先、试错性的进取等，离开创业情境，很难被强化。具有企业家精神并表现出强烈的创新、承担风险与推动改革发展行为的企业经营者、创业者、高级管理人员都可以称为企业家。企业家并不局限于创业者，但企业家群体中创业者比例最大，主要因为创业情境更有助于培育和强化企业家精神。

中国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可以从多个维度解读，包括政策、人口红利、资本的积累以及农村改革等，除了这些因素推动，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中国也同样出现了企业家经济。“企业家经济的产生，对应着一个全新人群的出现，他们在中国过去40年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个人群叫作企业家。企业家不仅是一群能引领变化的人，而且是一群不断利用变化，实现价值创造的人。”改革开放之初涌现出的那批创业者，尽管以乡村能人、城市经济中的边缘青年为主，但他们在创业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敢为天下先”、敢闯敢干以及在与政策互动中形成的实事求是精神是企业家所应继承的，也是企业家精神的基本要素。

20世纪80年代中期，城市体制改革启动之后，中国涌现出一批实业兴邦的企业家，如柳传志、张瑞敏、王石、宗庆后、李东生等，他们踏实地做实业，抓质量。在供不应求、商品极其短缺是主要问题，质量、产品创新还不是主要矛盾的时代，多数人在扩大产能，他们则在努力提升质量，眼光更独特，有远见，能够把握商业的本质。他们中的多数至今仍然活跃在企业改革、创新发展的主战场，有的仍然具有引领作用。优秀企业家承担社会责任重要，但能够看清商业的本质，围绕本质保持警觉性、务实进取，更加重要，也更具有持续性。90年代兴起的创业者群体虽然仍具有社会边缘群体的特征，但行为明显不同，在创业活动中既能把握市场规律，又特别注重与政府的互动。与政府的联系也使得他们不再像改革初期创业者群体那样只是提供典型经验，而是积极参与和政府的互动，对提升民营经济的地位乃至国有企业的改革创新都起到了促进作用。

2017年9月国家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界定了优秀企业家精神的时代内涵：创新发展、敢于担当、专注品质、追求卓越、诚信守约、履行责任、艰苦奋斗、爱国敬业、服务社会。这既是对企业家精神内涵的指引，也是对以往优秀企业家精神的总结。其中包含了企业家精神共性和相对稳定的内涵，如创新发展、敢于担当、诚信守约、履行责任、艰苦奋斗等，这些需要代代传承；也强调了企业家精神的时代性和动态性，如专注品质、追求卓越、爱国敬业、服务社会，目的是更好地弘扬工匠精神和创造社会价值，让优秀的企业家在创新驱动发展、由经济大国变成经济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进程中发挥引领作用，提升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整体水平。将《意见》中企业家精神内涵的界定与创业对比，可以清晰地看出企业家精神与创业情境的高度契合，甚至可以说创业情境孕育了企业家精神。

三、培育和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面临的问题

中国的企业家队伍在改革开放形势下发展壮大，并在实际的创业实践中不断磨砺成长。创业是大浪淘沙，不仅淘汰劣质的企业，也在淘汰劣质的创业者，淘汰旧的创业机制。创业同时也有孕育和优化的功能，优化了企业家精神。中国的创业在淘汰功能方面已经很强大了，新企业生命周期越来越短，创业失败率居高不下。当然淘汰功能也有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劣质创业没有被淘汰，有潜力的创业反而无法生存的情况，需要不断地改进。另一方面，孕育特别是优化的功能还不够，优秀的企业家精神还不盛行，这是努力的方向，需要宏微观结合起来，克服一系列局限，其中政府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西方，讨论企业家精神主要分析市场，政府更多的职能是制定规则和监督。在中国，讨论企业家精神甚至创业必须讨论政府，因为是创业者、企业家和政府共同创造了市场。在回顾总结改革开放40年的各种言论中，有观点甚至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历史的必然，没有邓小平也会有别人推动改革开放，借以抹杀邓小平和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中的主导作用，这是荒谬的。

1.国有和非国有博弈问题

优秀企业家精神的培育需要突破国有和非国有博弈的局限。国有和非国有的博弈一直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主线，“国进民退”“国退民进”的争论不绝于耳。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目的是保证国家安全，保障全民利益和人民的福祉，促进国家发展并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建国之初，中国基本上消灭了私有制，国家实行计划经济。改革开放引入市场机制，逐渐允许个体户、乡镇企业、民营经济、私营企业存在，但主体还是在努力发展、壮大国有企业，不断发展起来的各种非国有企业只是国有企业的必要补充。改革开放初期，个体私营经济能够在江浙、广东沿海等地迅速崛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资源匮乏、穷则思变的原因，具备历史商业基础、海外联系等各种有利于发展商业的条件，更主要、更根本的原因是国有经济基础薄弱、国有企业数量少，政府发展国有企业无望。同样是在浙江省，20世纪80年代初期，温州、义乌的民营经济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杭州因为国有经济基础好就没有心思发展民营经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民营经济的贡献不断增强，中央鼓励和支持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各地地方政府也在大力宣传发展民营经济，但民营经济还是处于边缘化的境地。国有和非国有的博弈带来一系列独特的问题。民营企业用非经济的手段争夺资源，如政商勾结、贿赂、经营者出于私利的参政行为等，国家用行政权力保护国有企业，限制民营企业进入，以及不断探讨争论脱离商业规律的容错机制问题等。

部分海外学者在中国的调研发现，一般企业都感受不到政治关联的好处。近80%的民营企业家不认同他们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与党政官员有良好的关系。倪志伟等依据在长三角洲地区收集到的数据实证研究，尝试揭示政治资本和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发现“政治资本对经济成功的影响是有限的。从数据上看，任何一种政治资本——不管是党员、党政官员身份、对政党的经济贡献（如支持党支部建设），还是与政府当局的私人关系——与优秀的公司业绩都没有关系”，但“在监管严格的领域，比如房地产、建筑业、银行业和外贸业，‘正确的关系’能够带来巨大的赢利”。这说明经济发展可以不断优化市场环境，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的竞争在未来可能已不是国内企业竞争的焦点。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向国际，拓展全球市场，共享经济模式的产生也使得企业家们能够更广泛地整合资源，企业家对资源利用的手段也在不断创新，以前被大家忽视的资源被更好地加以利用。用于解释创业行为的“拼凑（Bricolage）”理论越来越广泛地在实践中被采用，政府推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也有助于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的合作发展。所有这些都有利于淡化国有与非国有之间的界限。

事实上，所有制的色彩也在淡化。20世纪90年代，各地依据所有制形式设置的部门如乡镇企业局，逐渐被中小企业局取代，更关注中小企业经营发展的内在规律而非中小企业的所有制形式；《公司法》不断修定，国家不断依据法律和市场协调经济，党的十八大更是明确强调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当年为了吸引外资而采取的“超国民待遇”逐渐被取消。培养企业家精神，需要淡化甚至扭转国有与非国有博弈的固有思维，积极采取措施，使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的竞争和国有企业间、私营企业间的竞争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市场和法律环境建设更顺畅，从而也更有利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民营企业要注重企业家精神，国有企业更应该在企业家精神方面起引领作用。

2.企业家精神培育问题

优秀企业家精神应该具有时代特征，具有引领性。这就需要把中央提出的企业家精神时代特征在培育环节落地，以下就几方面特征举例分析：

（1）去产能、供给侧改革、加强环境治理、创新驱动发展……近些年来中央采取的这一系列重大举措都已经清楚地表明，短缺经济的时代基本过去了。这是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在短时间内让几亿人脱贫是中国给人类做出的巨大贡献，为世界所普遍认可和赞誉。中国正在努力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企业家必须发挥重要作用。产业升级需要高端的技术设备，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需要科学技术进步，需要军民融合，更需要优秀的企业家精神。三鹿奶粉、毒食品、问题疫苗等不断被曝光的恶性事件纯属“人祸”。国家需要不断加大社会监管力度、不断加大惩治力度，但这解决不了根本，如同高质量的产品不是全凭检验出来的一样。小米生态链企业的实践证明，要想用手机的标准制造接线板，首先就必须摆脱目前接线板的质量标准，即使是国家标准也需要超越，这才有助于培育工匠精神，也才能够体现工匠精神。

（2）在义乌经商有一个特别的门槛：新入场的经营户必须通过诚信意识和服务意识培训才能上岗，信用等级最低的E级企业禁止入驻市场、园区，限制办理金融信贷、参与招投标等。这是一条很好的经验。去产能不能单纯依靠行政力量，也不能单纯依靠市场竞争淘汰，中国市场容量大，消费者群体方差大、需求层次差异明显，贫富差距大，发展还存在高度不平衡的实际情况，仅靠市场的力量不足以解决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还需要强制约束和引导。既然整体上摆脱了短缺时代，就需要修改企业注册标准，从原来的能力实力考核向包含信用、创新、社会价值等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资质考核过渡和转变，这些至少可以在经济发达的地区率先实施。

（3）要求企业家爱国敬业、服务社会，就要更多地引导企业家重视社会价值，但重视社会价值、服务社会并不单纯就是捐款、从事慈善及公益事业。近年来，社会企业、社会创业兴起并发展迅速，特别值得肯定，但社会价值和经济利益之间的冲突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至少在认识上如此。社会企业家喊出“用赚钱的事业养活不赚钱的梦想”，表面上看很有道理，认真思考后发现，这样的口号深层次仍然是社会价值与经济利益的冲突。政府已经形成关注和讨论社会企业的经营者是否可以分红、社会企业是否可以有利润等问题，社会创业不会是非营利组织或公益事业的改版，需要在制度上给予重新设计。随着产业升级速度的加快，企业家的经营理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从单一地关注顾客、竞争者到利益相关者概念的提出，就是很好的变化，将社会价值与经济利益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必将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可以预见的是，在社会企业能否上市、是否该赢利等问题讨论清楚之前，大量体现社会价值与经济效益融合的“社会产品”就会产生，这也符合自下而上创新的规律。学术界和企业界值得联手，把中央提出的优秀企业家精神特征逐条分解落实到政策和工作中，这是优秀企业家精神建设重要且可行的途径。

3.新形势下的容错机制问题

改革是集创新与创业于一体的伟大创举，如果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让大家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公开谈个人利益，并极大地释放和激发了民间的活力，那么“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则直接挑战“成者王侯败者寇”的历史传统认知，极大地激发了创新创业的动力，并在开展创新创业工作中体现了对科学规律的尊重。这两个源于深圳的响亮口号都被深圳人评选纳入“深圳十大观念”[10]中。今天，“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但“鼓励创新，宽容失败”不仅要喊且远远不够，弘扬和保护优秀企业家精神、落实创新驱动发展国家战略，更需要鼓励创新宽容失败。近期，本文作者将当年入选“深圳最有影响力十大观念”①的30条候选观念让MBA学员、创业者按照在当今环境下是否仍然需要进行选择并排序，排在第一位的是“鼓励创新，宽容失败”，且选择此观念的人数远远超过其他。其他被较多选择的还有“用创新赢得尊严”“敢为天下先”“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可见，改革创新在今天仍然是人们的呼声。

2018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意见》共7条，建立健全容错机制占了第四条一整条。该条以切实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撑腰鼓劲为题，第一句就是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宽容干部在改革创新中的失误错误。中央指明方向并提出一些原则性意见，各地在具体执行中需要出细则，这方面的工作进展还不够快。

在调研中，不少地方政府投资的众创空间负责人都反映，政府支持创业，想扮演天使投资的角色，却不允许政府工作人员投资失误或失败。深圳市政府采取了变通的方法，评估和遴选一批能力强的风险投资机构，将政府扶持创业的资金委托给这些风险投资公司进行投资，或随着这些风险投资公司跟投。银行对不良贷款终身追责，创业投资就不能这样做，否则就不叫风险投资了。既承认创业失败率高的客观事实，又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确是个难题，需要深入研究。针对创业服务的连带失败率是否可以给一个范围，或者根本就不需要追责，值得各地政府根据自身情况特别是财力状况研究。服务于创业企业的政府工作人员畏手畏脚，不利于真正开展创业服务工作，只有创业者才能帮扶创业者。

四、强化创业机制，

鼓励和弘扬高质量创业与优秀企业家精神

一些耳熟能详的词汇多数难以准确定义，创业也是如此。创业活动存在于各个领域，类似一个连续谱系，从自我雇佣到开创新事业。哈佛商学院教授霍华德·斯蒂文森教授认为，创业是在不拘泥于当前资源条件的限制下对机会的追寻，是组合、利用不同资源、开发机会并创造价值的过程。[11]创业是在资源高度约束、不确定性强情境下的假设验证性、试错性、创新性的快速行动机制，[12]这是南开大学创业研究团队围绕中小企业、成长型企业、创业进行二十多年研究后给创业下的定义。创业机制支撑的是改变、挑战和超越，创建企业只是创业的一种载体或手段。我们将创业定义为一种机制，是为了对应竞争机制，并希望能与之互补。改革开放40年来，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竞争机制的作用功不可没，竞争是和别人比，创业是超越自己的过往，两者融合更有助于和谐发展。

不确定性的客观存在使得创业难以被计划，容易被感知到的是未来越来越难以预测，难以预测也就难以计划。创业会有愿景，甚至有创新的手段和具体谋划，但这些都是假设，需要验证，而且需要快速、准确、低成本地验证，这些都需要创新。创意阶段还可以是以创业者为主的想象和规划，产品和服务投放市场后，必须与顾客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互动，生存、竞争等压力使得创业者无法“一意孤行”。创业还会和资源约束紧密相连。不是说没有资源才适合创业，而是从事高度不确定性的事业难以吸收到资源，白手起家也就成为创业的常态。但任何事情都需要资源，白手起家的创业者能够生存与发展，一定是能整合资源，这也是创业者不同甚至高于常人之处。当然，不管是市场还是政府配置，绝对闲置的资源并不存在，资源约束经常是一个相对概念指相对于创业目标和事业需求所形成的资源匮乏。

创业的本质是创新。创业不可能做到事事、时时都创新，但绝不可把创新固定于一时一事。创新特别是被验证的创新是应对不确定性和克服资源约束的重要手段，不可替代。创新也不局限于技术创新或商业模式创新，而是指创业行为中的创新性，如创造性地整合资源。熊彼特认为，创业者可以从内部改变经济结构，不断地摧枯拉朽，创造新的结构，从而催生出新的组合。这种观点普遍被大家所接受。

创业与企业家精神相互促进。社会进入创业者群体大众化的时代，创业活动在数量上有大幅度提升。国家工商总局的数字显示，2015年每天平均新增1万家企业，2016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2万家，但这其中不乏盲目创业者，也不乏主要目的是获取政府补贴的政策驱动型创业，创业质量仍然不佳，创新型创业的比例仍然偏低。提升创业活动质量的核心是强化和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不强的创业活动尽管成功也不可能是高质量的创业活动，企业家精神强的创业活动尽管失败也会是高质量的创业活动，创业活动质量不能只用创新程度、投资多少、挣多少钱来衡量。2018年9月26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对提升创业质量有帮助。创业与企业家精神的互动应上升为优秀企业家精神与高质量创业之间的良性循环，并成为改革开放—创业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改革开放大循环中的核心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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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王京生主编 . 深圳十大观念 .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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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张玉利、薛红志、陈寒松、李华晶编著. 创业管理（第 4 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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